再说“性命之分”。这方面，孟子继承了前人的天人之分思想，并做了进一步发展，从外在限定与内在自由的角度论证了人当以善性为性，而不应以生理欲望及对富贵显达的欲求为性。竹简《穷达以时》的出土，帮我们了解到孟子以前的“天人之分”思想：“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穷达以时·第1—2简》）竹简认为，关系世间穷达的，不仅有人而且有天，天人各有其分。天人之分就是说天人各有其职分、作用、范围，二者互不相同。在竹简看来，穷达祸福取决于时运，是“可遇而不可求”，非人力所能控制、掌握的，这些都属于天不属于人；而一个人的德行如何则取决于自己，与天无关，所以积极行善，完善德行才是人的职分所在，才是人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明白了这种“天人之分”，就不应汲汲于现实的际遇，而应“敦于反己”，只关心属于自己职分的德行，“尽人事以待天命”。孟子受到这种天人之分思想的影响，并将其发展为性命之分。孟子认为，“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这些感官欲望与仁义礼智虽然都属于性，但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仁义礼智内在于性，由于人有意志自由，“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能否得到完全在于自己，与命运无关，所以是“在我者也”；而感官欲望以及对富贵显达的追求等虽然也出于性，但“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能否实现取决于命，所以是“在外者也”。仁义礼智体现了人的意志自由，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所以应看作“性”；感官欲望、求名求利，能否实现不是由我控制、掌握，所以只能看作“命”。不难看出，孟子的“性命之分”实际就是来自竹简的天人之分，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展。[52]而孟子通过这种“性命之分”，也就是内在自由与外在限定的区分，说明人当以仁义礼智也就是善性为性，而不应以感官欲望为性。
还有“大体小体之别”。孟子弟子公都子曾问：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成为有德的大人，有的人成为无德的小人？孟子认为，这是因为人有“大体”“小体”的区别，“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并分析了为什么有人会从其大体，有人会从其小体：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孟子·告子上》）
小体指“耳目之官”，大体则指“心”，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与作用。耳目之官不能“思”，也就是不具有自主性，只能以外物的作用为作用，故当其与外物接触时，便会受到遮蔽与引诱。心之官则不同，它可以“思”，此“思”为反思、为逆觉体证，故心之官一方面会受到外物的干扰、引诱，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思”，反求诸己，发现“天之所与我”的仁义礼智，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因此，只要首先将心中的仁义确立起来，耳目之欲才不会扰乱、夺取它，这样便成为有德的大人君子。既然“大体”“心之官”能“思”，具有自主性，其仁义来自天的赋予，反映了人的内在本质；“小体”“耳目之官”不能“思”，不具有自主性，其耳目之欲来自外物的作用，不能反映人的自由意志，那么，自然应当将心之官所具有的仁义也就是善性看作性，而不应将耳目之官所产生的耳目之欲看作性。
所以，孟子以善为性，虽然是一种价值选择、价值判断，但并非没有事实为依据，并非没有充分的理由与根据。孟子以善为性，也并非只是出于自我论证的需要，而是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为孟子“道性善”，本身就不在于对性做客观的描述与分析，而在于将性看作人之为人之所在，通过对性的反省、自觉，确立人生信念，安顿精神生命，实现终极关怀。故孟子又从“天爵、人爵”、人格平等、“尽心、知性、知天”几个方面，进一步说明性善对人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