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邹鲁活动一段时间后，约于齐威王二十八年（前329年）首次来到齐国，与告子进行了著名的“仁内义外”的辩论，由于此时孟子的思想还不够成熟，故在辩论中多有错误。另外，《孟子》一书所记载的孟子与匡章交游（《孟子·离娄下》），劝蚳蛙向齐王进谏（《孟子·公孙丑上》），齐王派储子窥视孟子（《孟子·离娄下》），均发生在这一时期。不过，《孟子》一书中并没有记载孟子与齐威王的言论，可能是因为孟子此时影响还不够大。但是，孟子在离开齐国时，齐威王曾“馈兼金一百”，但孟子以“未有处也（注：没有理由）”而拒绝接受（《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在齐国时，听说宋偃王欲行仁政（《孟子·滕文公下》：“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感到十分高兴，于是来到宋国，对施行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施行仁政的关键是靠外部力量对宋君进行感化，而宋君偃身边只有薛居州、戴不胜等少数几个仁人善士，仅靠他们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建议在宋君周围大量安排善士，对宋君施加影响，这样仁政才有可能实现。可见，这时孟子对仁政的思考主要还停留在外部因素之上，至于宋君是否具有恻隐等“四心”，是否具有实行仁政的可能和要求，孟子则只字未提。孟子在文中称宋君偃为“宋王”，可知他到宋国是在宋君偃称王以后。据钱穆考证，宋君偃称王为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年）[14]，孟子来到宋国，当在此时稍后。不过，事情并没有朝着孟子希望的方向发展。由于宋偃王对仁政缺乏诚意，孟子的许多主张都没有被采纳，于是孟子离开宋国，途经薛，回到邹国。
孟子回到邹国后，有个叫曹交的人来拜访，问：“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回答可以，并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孟子认为尧舜之道是孝悌，并主张“服尧之服，诵尧之言”，可能是受到了曾子一派重视孝悌的影响，是他早期思想的反映。如果把它和孟子后来的论述做一比较，不难发现其间存在的差别：“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同上）显然后者认为，尧舜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其外在的形式，而在于能发挥其内在的异于禽兽的“几希”即“四心”，使之“沛然莫之能御”，所谓“性之也”即是这个意思。这两种不同的表述应当不是偶然的，而是孟子不同时期思想的反映。后者可能是孟子“四心”说已经形成时的论述，而孟子见曹交时，“四心”说可能尚未形成。曹交听了孟子的话，十分高兴，欲“得见邹君，可以假馆”，想留在孟子门下学习。由此可知这件事发生在邹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