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通过对“六书”中“假借”方法在《周易》中运用情况的论述，揭示了“六书”中“假借”方法在“易哲学”中的普遍意义，以哲学的思维提升了“六书”中“假借”方法的普遍意义，从而深化了人们对“假借”方法的认识，并通过此方法又深化了对“易哲学”的认识。他说：
六书有假借，本无此字，假借同声之字以充之，则不复更造此字，如许氏所举“令”“长”二字。“令”之本训为发号，“长”之本训为久远，借为官吏之称，而官吏之称但为令为长，别无本字。推之而为面毛，借为而乃之，而“为”为母猴，借为“作为”之为，无可疑者也。……近者学《易》十余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为易辞而设，假此以就彼处之辞，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如“豹”“礿”为同声，与“虎”连类而言，则借“礿”为“豹”，与“祭”连类而言，则借“豹”为“礿”。“沛”“绂”为同声，以其刚掩于困下，则借“沛”为“绂”；以其成兑于丰上，则借“绂”为“沛”，各随其文以贯，而声近则以借而通。窃谓本无此字而假借者，作六书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书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声即通其义，如天之为颠，日之为实，春之为蠢，秋之为愁……无不以声义之通而字形之借。故闻其名即知其实，用其物即思其义。欲其夷也，则以雉名官；欲其聚也，则以鸠名官；欲其户止也，则以扈名官。以曲文其直，以隐蕴其显，其用至精。施诸易辞之比例、引申，尤为神妙矣。[41]
有关“六书”中的“假借”方法，在语言、文字学中有很多讨论，学者们的观点并不尽相同。[42]焦循从“作六书之法”与“用六书之法”的两个层面讨论六书中的“假借”方法，实为创见。而他又特别从“易学”的语言运用法则出发，进一步从“比例、引申”的角度来丰富“六书”中“假借”的方法，更是把“六书”中的“假借”方法泛化为一种语用学方法。这一方法是否符合《周易》一书作者的当初的意图，暂且不去讨论。但有一点我们认为是相当明确的，即焦循在“易学”的语用学意义上讨论“假借”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六书”中“假借”方法的原意了，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将“假借”方法上升到一种“易哲学”的思维与表达方法了。而这种哲学方法意义上的“假借”，其实为他的“性灵”经学提供了一种貌似具有客观性的文字、语言学的工具与手段。究其实，是要为他的“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贤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的“性灵”经学主张提供一种表面上的可实证的文字、语言学方法。
更进一步，焦循还将这种“假借”用法加以扩大到诗歌领域，并仔细辨析了经学的假借方法与诗歌艺术中的假借方法之间的异同。[43]他认为诗歌创作中的同声假借亦通于《周易》中的“假借”法。他说：
是故柏人之过，警于迫人；秭归之地，原于姊归……温飞卿诗：“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投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烛”为“属”，借“围棋”为“违期”，即“借蚌”为“邦”，借“鲋”为“附”之遗也。……樽酒为尊卑之尊，蒺藜为迟疾之疾，即子夜之双关也。文周系《易》之例晦于经师，尚扬其波，存其迹于文人、诗客之口，其辞借其义则质，知其借而通之，瞭乎明，确乎实也。或以比庄列之寓言，则彼幻而此诚也，或以比说士之引喻，则彼诡而此直也。即以比风诗之起兴，亦彼会于言辞之外而此按字句之中也。易辞之用假借也，似俳也而妙也，似凿也而神也，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足与言之也。[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