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词生训”[152]是戴震在《古经解钩沉序》批评学者在注释古代经文时所说，即未达古代典章制度，只根据经文的语境、脉络而望文生义的注释方法，这种注释方法当然无法将经文中的真实意义揭示出来。此处，王引之批评赵岐、郑玄的经注为“缘词生训”，主要也是从整体上考察了周王朝的贵族子弟的教育制度，认定“序训为射”，亦是教导之名。通观王引之所论，其训“射”为教导之名，而非射箭之意，颇为得当，不可移易。他说：
庠、序、学、校，皆为教学而设。养老习射，偶一行之，不得专命名之义。庠为养，序训为射，皆教导之名。其意本相近也。……射、绎古字通。《尔雅》云：“绎，陈也。”《周语》云：“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则射者，陈列而宣示之。所谓“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也。”此序训为射之说也。养射皆教也。教之为父子，教之为君臣，教之为长幼。故曰，皆所以明人伦也。[153]
由此进而引申到“徹”“助”二字的训诂，王引之认为，这都是“因本事以立训”的古代汉语表达方法的体现。所谓“因本事以立训”，即通过具体事件以确立词语的意义，然而其所实际意义则不是字面所表达的具体事件，而是另有所指。语词的意义必须在古代制度的整体意义中去理解。王引之说：“徹者，徹也。助者，借也。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训。岂尝别指一事以明之哉。”[154]
王引之将词义训释与古代社会的教育制度、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深得戴震学术之精神，即运用语言、古代典章制度的知识训释经典字义的实证精神。
（四）以“介”字隶变为“个”字为例，揭示汉字书写形态变化造成字义、词义的讹错的典型形态
在《经义述闻》一书中，王引之以十分详细的文字演变史材料为证，揭示了后来古籍中“个”字与“介”字的关系。他有感于唐以后学者不明白“‘个’为‘介’字隶书之省”的学术现象，通过音韵学知识，同时辅以大量的文献学材料证明“‘个’为‘介’字隶书之省”这一学术结论。他说：“自唐以来，缀学之士，皆不知‘个’为‘介’字隶书之省。又不知‘介’字之音可以转而为‘箇’，而见音古拜反者，则以为当作‘介’，见音古贺反者，则以为当作‘个’，始则强分‘介’‘个’为二，既则疑《说文》之脱‘个’字，而增‘个’字以为‘箇’之重文，于是仓史之遗文，竟乱于向壁虚造之说矣。此不可以不辩。”[155]
从今人的角度看，这一学术结论也许并没有多少现实的或者实际的价值，但其具有学术的价值与意义，而且对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而言，亦有意义。
首先，他从“介”字隶变的字形学角度，揭示了“介”与“个”之间的关系。
其次，他从古音的角度揭示“介”与“个”相通之处。“‘介’音古拜反。又音古贺反。犹‘大’之音唐佐反，‘奈’之音奴箇反，皆转音也。后人于古拜反者则作‘介’，于古贺反者则作‘个’，而不知‘个’即‘介’字隶书之省，非两字也。”[156]
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这一结论，王引之举出了七个例子。列表如下（见表6-3）[157]。
表6-3 “‘个’为‘介’字隶书之省”
续表
王引之的结论是：“个为介字隶书之省，见于汉碑者显然可据。故《说文》有‘介’无‘个’。学者不察，而强分为二字，字各为音，作‘介’者必古拜反，作‘个’者必古贺反。《玉篇》《广韵》以下诸书相沿不改，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也。”[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