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从容’有二义，一训为‘舒缓’，一训为‘举动’。其训为‘举动’者，字书、韵书皆不载其义，今略引书以证之。”[138]在此条，王引之先列举《楚辞》中的例子，以《楚辞》证《楚辞》，此为内证法；次引《中庸注》中的错误例子，以见训诂于经义正确解释的重要性，“训诂明而经义明”。顺便又批评了郑笺的错误。在此条词义的训释过程中，王引之还拓展了戴震“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训诂原则，将一词之意的训释，发展成贯通经、史、子的训释原则。这应当是王引之对戴震学术思想的发展。最后，他又对该词之变形做了引申性的论述，将“从容”与“竦踊”“怂恿”联系起来，从而将“因声求意”的原则在词义训释方面加以拓展，即由字义拓展为词义，并从自动与使动的词语使用方法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从容”与“怂恿”的意义相通与词法相异之处。这是王引之对古代汉语动词用法研究的一项贡献。
⑤“家大人曰：‘菑’可训为‘立’。而字书、韵书皆无此训。”“家大人曰：《吕氏春秋》顺说、求人二篇注并曰：‘归，终也。’而字书、韵书皆不载此训。”[139]王引之在继承其父王念孙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复言说某字、某词之义于字书、韵书皆无，而通过经、史、子等典籍或传、注类著作，详细证明自己研究的新发现。这是在经、史、子的研究过程中积累新的人文知识的做法。这些人文知识虽然客观地存在于古代的典籍之中，然由于语言的变化、发展，某些字、词的意义被长期湮没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俩通过古典人文学的“知识考古”形式，以人文实证的方法掘发沉沦于古代典籍之中的某些字、词的原初意义或另一面意义，对于拓展人文学的知识视野具有积极意义。相较于宋明理学的义理创新而言，清代乾嘉学术中的知识考古运动更偏重于人文知识，即字、词意义的发掘，以此来拓展人文学者的知识视野，从而间接地达到或实现对经典意义的新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乾嘉学者是通过知识视野的扩展来实现意义的再创新。对于学者个人而言，这些零星的创新并不成某一创新的系统。然从一个时代而言，则在整体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革命，造成了思想“范式”的转移——即通过人文实证的方法实现思想的创新。
⑥释“贯”为“行”。[140]王引之引其父之言，将“贯”释为“行”，并旁征博引以证明此词为“行”之意。阮元、焦循释《论语》“一以贯之”句皆释“贯”为“行”。因此，以“行”释“贯”在清代学术中有相当高程度的共识。然语言学的训诂并不能完全代替哲学思想的意义解释。“贯”释为“连贯”，“贯穿”也不能说是错误的。这里涉及训诂学与哲学解释学的复杂关系，此处不再详论。
⑦“物”有“类”义。王引之认为，“物之为事，常训也。又训为类。《系辞传》：‘爻有等，故曰物。’韩注曰：‘等，类也。’桓二年《左传》：‘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谓昭其比类也。……《方言》曰：‘类，法也。’‘物’训为‘类’，故又有法则之义。《大雅·烝民》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王引之对“有物有则”一句又有所引申，“《孟子·告子》篇引此而释之曰：‘有物必有则。’言其性有所象类，则其情必有所法效。性有象类，秉夷之谓也。情有法效，好是懿德之谓也。故下文遂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