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一些学者出于重建孔孟“道统”的需要，往往将《礼运》“大同”归于孔子[134]，认为孔子传道于子游，故《礼运》成于子游（或其弟子）之手，建构出孔子——子游——子思——孟子的道统谱系，从康有为、孙中山、郭沫若一直到今天的一些学者，无不持这一看法。而这一新“道统”的建立，显然是要在儒家内部重新发现一个民主政治的源头，从而为维新改良、民主革命乃至呼唤民主改革寻找理论根据，可谓用心良苦，诚意可嘉。但从我们前面的考察来看，孔子虽然对禅让持肯定态度，但在其生活的时代，禅让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还没有出现。虽然儒学史上的确存在过一个宣讲禅让、“大同”的时期，但那并非仅仅是孔子倡导的结果，更主要的乃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然。当时宣传禅让的也不只有孔门一家，其他如墨家、早期法家、纵横家等也都参与其中。儒家内部讲禅让的也不只有子游氏一派，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子羔、子思等派也有类似的主张。更重要的，《礼运》不是对禅让、“大同”的礼赞，而是为其唱出的一曲挽歌。《礼运》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其提出的“大同”理想，而在于“大同”理想遭到暂时挫折、失败后，不是消极悲观，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根据时世的变化对理想作出重新选择和调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与张力，以及所表现出的通达、乐观、务实精神。这既是《礼运》时代特征的反映，也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对《礼运》一种更符合其历史原意的解读。
[1] 林乐昌在2000年1月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郭店楚简与历史文化座谈会”上发言，又见韩旭晖：《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家思想研究的新拓展》，载《孔子研究》，2000（5）。
[2] 蒙培元：《〈性自命出〉的思想特征及其与思孟学派的关系》，见《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2～23页。
[3] （宋）朱熹：《大学章句》引，见《四书集注》，3页。
[4] 又名《明道先生改正大学》，见《河南程氏经说》卷五，《二程集》第4册，1126～1128页。
[5] 朱熹《大学或问》有朱熹答某人问，云“无他左验”，并云“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质”。
[6] 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载《中国哲学史》，1998（4）。
[7]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转引自张心澂：《伪书通考》上册，44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8] 见（清）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引，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02册，经部；见[日]武内义雄：《两戴记考》，[日]内藤虎次郎等著，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上册，195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9] 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见《古史新探》，197～2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270页。
[11] 胡止归：《〈大学〉之著作年代及其与〈中庸〉之思想同异比较研究》（上），载《大陆杂志》（台湾），第26卷9期，1963。
[12]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270页。
[13] 参见邢文：《论郭店〈老子〉与今本〈老子〉不属一系——楚简〈太一生水〉及其简义》，见《中国哲学》第20辑。郭沂：《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载《哲学研究》，1998（7）。丁四新：《略论郭店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的历时性差异》，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14] 参见第五章第二节“郭店竹简与《中庸》”。
[15] 郭沂：《〈大学〉新论》，见郑家栋、叶海烟主编：《新儒家评论》第2辑，128～157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