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游用礼乐教化武城之民，正是其重视礼之“本”的反映。《礼运》篇反复强调礼的作用是“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显然是与此一致的。子游还十分关注情的问题，是孔门的“性情”之儒。《礼记·檀弓下》记载了他的一段话：“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子游认为，礼是出于情的需要，是情的节文。这与《礼运》礼“顺人情之大窦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的说法，显然存在前后连续的关系。
还有，郭店竹简中有《性自命出》一篇，据学者研究，应为子游氏儒的作品。[132]如果将二者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其思想有许多可沟通之处，如二者都重视性和情，《性自命出》提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又认为“情生于性”；《礼运》则提出“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二者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又比如二者都重视礼，重视礼对情的塑造、培养，《性自命出》提出“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始者近情，终者近义”，认为一方面礼的制作要符合情，另一方面情的表达又要符合义；《礼运》则提出“礼之初，始诸饮食”，又主张“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与前者思想十分相近。
此外，《礼运》中有关阴阳五行的内容，也有助于我们对其年代作出进一步判断。我们知道，阴阳与五行本属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它们在彼此独立的状态下，各自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最终才走到了一起。由于古人认为四时的推移是阴阳流行的结果，故五行说要与阴阳说合流，往往选择时令作为结合点。白奚先生曾以《管子》一书为例，对阴阳五行的合流进行了考察。据他的研究，《管子》中论及阴阳五行合流的文章可分为两组：一组以《幼官》《四时》为代表，采用了“播五行于四时”的做法，用五行配东南中西北五方，又用四时配东南西北四方。另一组以《五行》为代表，它用五行等分一岁之日，从四时的每一时里扣下若干天留给中央土，将一年分成五个七十二日，配以木火土金水五行。但不论是哪一种，都力图将阴阳和五行有机地结合起来。[133]可以看到，《礼运》与《幼官》等篇一样，都是采用的“播五行于四时”的方法：
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
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
白奚认为，《幼官》等篇应是齐宣王、湣王时期一批佚名的齐人稷下学者所作。《礼运》有与其相同的阴阳五行说，年代也应与其相近。齐宣王、湣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19年至前284年，这与前面我们关于《礼运》年代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