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所论，《礼运》之所以是一篇奇特的作品，其“大同”说之所以在思想史上不断引起争议，就在于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与战国中前期的禅让思潮密切相关。由于文献失传，这一曾影响广泛的思潮逐渐被人们遗忘，而以后的儒家学者又调整了其政治理想，故使《礼运》“大同”说显得“来历不明”，因无法与后世儒家的主张相协调而备受质疑。例如，《礼运》从禅让看待历史，故以尧舜等上古禅让之世为“大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世袭之世为“小康”，二者适成对比，故其眼中的历史是断裂、退化的。而以后儒家学者由于不再强调禅让与世袭的差别，而是突出王霸之辨，认为王道、仁政是由“尧以之传之舜，舜以之传之禹，禹以之传之汤，汤以之传之文武周公”（韩愈《原道》），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恰恰成为王道政治的代表，原来“断裂”的历史重新得到连续、统一。由于儒家历史观前后这种变化，《礼运》将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归于“小康”，在后人眼里便显得不可理解。所以不断有学者主张，《礼运》可能存在着错简，应将“小康”一段“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二十六字，移至“大同”一段“不必为己”之下，“是故谋闭而不兴”之上，这样才能文意通顺。[128]岂不知《礼运》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正是其时代特征的反映，若人为地改为“大同”，反而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又例如，《礼运》由于突出禅让，故提出“人不独亲其亲”和货“不必藏于己”，而随着禅让实践的失败，儒家学者不再执着于乌托邦理想，而是从修身、齐家、治民之产等切实可及的事务入手，逐步实现王道理想。由于政治理念的这种变化，《礼运》的“人不独亲其亲”和货“不必藏于己”便不容易被理解，甚至被怀疑为墨家或道家的思想。岂不知儒学发展史上也曾存在过一个更激进、更具理想主义的时代，《礼运》的上述言论只有从这一时代中去寻找答案，若简单地将其“著作权”转让他人，反而混淆了事实的真相。
《礼运》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对已逝去的禅让思潮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未来社会的规划和展望。所以有关礼的论述占了全文的一大半篇幅，这一部分内容也颇具特色，有助于我们对其作者和年代作出进一步判断。《礼运》提出：“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可见其谈礼，一是讲形上根据，二是讲人之情，而这两个方面也是密切相关的。在《礼运》看来，礼本来就是满足“情”的需要而产生的：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礼在字源上是指古代祭祀鬼神的礼节仪式。《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而《礼运》更强调的是礼用来满足神灵的感性需要。在古人看来，鬼神、先祖与活着的人一样，有着情感、生理的需要，因此“饮食”便成为祭祀者和被祭者首先关注的问题。古代物质条件简陋，人们简单地用火烧了黍米和肉来吃，在地上挖坑蓄水用手捧着喝，抟土做鼓槌和鼓来敲，仍然可以向鬼神表达敬意。当时没有宫室，人们冬天居住在洞穴里，夏天居住在搭起的巢穴里。不会用火熟食，茹毛饮血。没有丝麻，用羽毛和兽皮遮身。后来有圣人出来，教人利用火，铸造器用，营造台榭、宫室，并发明种种熟食的方法，“以炮，以燔，以亨，以炙”；煮染丝麻织成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因此，礼的产生并非偶然的事件，而是文明的积累和成果，是贯穿于整个生活的有机形式。但是礼“治人之情”，并非是对“情”的简单否定，更不是放纵情欲，而是效法天地的运行，呈现出秩序性与和谐性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