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前半部分主要从“形于内”的角度对仁、圣、智与仁、义、礼分别做了论述后，又在二十章对仁、义做了进一步阐发，将其看作处理案狱的方法和原则。与前面相比，《五行》的这一部分显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不简，不行；不匿，不察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大诛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察于道也。
简之为言犹练[24]也，大而显[25]者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小而隐[26]者也。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强，义之方；柔，仁之方也。“不竞不浗，不刚不柔”，此之谓也。（《五行·第二十章》）
对于“简”，《五行》的解释是“简之为言犹练也”，练的本义是白色熟绢，引申为实情。《礼记·王制》：“有旨无简不听。”[27]孔颖达疏：“言犯罪者，虽有旨意，而无诚（情）实者，则不论之以为罪也”，就是作实情讲。故简是从实情出发，秉公而断，“有大罪而大诛之”，这是大的一般原则。而“行”应是针对义而言，荀子说：“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下文又说：“简，义之方也”，正可证明这一点。故“不简，不行”乃是说，不从实情出发，就不能真正行义，不能保证义的公正性。对于“匿”，《五行》的解释是“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其中前一个匿指隐匿，而后一个匿庞朴先生认为通“慝”，指邪恶[28]，甚是。故匿是从人情出发，隐匿别人的过错，“有小罪而赦之”，这是小的具体原则。在《五行》看来，做不到这一点，同样是不懂得道，这个道显然是指仁道。儒家自孔子起即有重视仁道反对刑罚的特点，如“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甚至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孔子这一思想虽然保留了古代仁道精神，但却是以牺牲义的公正性为代价的。所以到子思时，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仁，认为“仁者，天下之表也”（《礼记·表记》），另一方面也不完全排斥刑，而是主张礼、刑并用，“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命以坊欲”（《礼记·坊记》）。子思这一看法显然与《五行》关于简、匿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也说明《五行》与子思一派确实存在密切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不简，不行”在前面第十一章也出现过，但二者的表达各有侧重，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在第十一章中，“不简不行”是“直”也即“中心辨然正行之”的一个外推、显现过程，是由内而外的表现，具体内容是“不以小道害大道，简也。有大罪而大诛之，行也”。而这里的“不简，不行”是指从事实出发，对客观、公正原则的贯彻实行。故《五行》又提出“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以为匿、简是实行仁、义的方法和原则。这种对仁、义的理解显然与前面有所不同，它不是将仁、义看作内在情感自我扩充、发展的过程，而是理解为某种具体的方法和原则，用《五行》的话说，显然更具有“不形于内”的特点。由于仁、义被外在化、对象化，《五行》的下半部分不再突出、强调“思”，而是提出类比、推理的判断方法。
目而知之，谓之进之。喻而知之，谓之进之。譬而知之，谓之进之[29]。几而知之，天也。“上帝临汝，毋贰尔心”，此之谓也。（《五行·第二十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