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历了燕国让国事件的儒家学者，孟子对禅让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当弟子万章问：“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回答：“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上》）孟子这里所说的天，是一种命运天，它是指人力无法抗拒的客观形势以及偶然性等[123]，所以在孟子看来，“授贤”和“传子”并非绝对的，而是随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当初舜让国于禹，舜死，天下之民皆从禹，所以就禅让；后来禹让国于益，但禹死，天下之民从禹之子启，而不从益，所以就传子。可见，禅让与传子只是外在形式，并非主要的。而真正重要的是行王道、仁政，得天下之民的拥护，所以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孟子态度的这种变化，显然是有鉴于燕国的“让国”悲剧，所以要对理想与现实、禅让与传子进行新的整合，不再强调禅让与传子的差别，而是突出了王道、仁政的作用，并认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将教育、引导君主作为首要问题而凸显出来。战国后期另一位儒家学者荀子也对禅让持否定态度，其《正论》篇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并对“死而擅之”“老衰而擅”一一进行了批驳，其结论是“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荀子是曾亲历了燕国的让国事件的，《韩非子·难三》说：“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当时风华正茂、二十岁左右的荀子正游历燕国，目睹了燕王哙禅让的一幕[124]，其对禅让的批判显然是有感而发的。需要说明的是，在《荀子·成相》篇中有“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之类肯定禅让的说法，“成相”是一种文学体裁，指演说歌谣，今本《成相》篇是荀子学派收集同类文学体裁的合集，而非一篇作品[125]，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它保留了以前曾在社会上流传的歌谣、言论。
儒家之外，道家庄子一派对禅让也持批评态度。《庄子》一书中多有对禅让批评、讥讽的言论，如“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因自投清泠之渊。”（《庄子·让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庄子一派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激烈，显然是因为当时种种禅让言论已达到甚嚣尘上，无以复加的地步，庄子的态度正好说明当时确实有一个宣讲禅让的大环境存在。不过道家虽然对禅让持否定态度，也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禅让有虚伪、造作、不自然之处，并不等于他们肯定“天下为家”的世袭制度。与道家相似，后期法家也对禅让持否定态度。韩非曾从“唯物”的观点对禅让进行了解构，认为古代生活条件艰苦，即使贵为天子，其待遇连今天的看门人也不如；还要日夜辛劳，比劳役俘虏还辛苦。“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韩非子·五蠹》）所以禅让并非“利天下而弗利”的高尚之举，而只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然时移势易，流行于古代的禅让在今天自然也就不适合了。韩非还将尧舜禅让归结为武力逼迫：“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韩非子·说疑》）韩非否定禅让是要强化专制王权，使权力牢牢掌握在君主手里，所以其肯定的显然是“天下为家”，实行世袭了。
综上所论，公元前316年燕王哙的“让国”，应是战国禅让学说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事件。在此之前，禅让说风行一时，墨、儒、法、纵横等家都大讲禅让，出现了“禅让尚贤”说（墨家）、“禅让贤德”说（儒家）、“禅让辞让”说（纵横家）等不同观点，与之相应，在政治领域也出现了禅让的种种实践。燕王哙禅让失败后，禅让学说则渐趋低潮，不仅儒家内部的孟、荀转变了对禅让的态度，道家、后期法家也对“让天下”进行了讽刺、抨击。虽然各家各派甚至是前后不同阶段，对禅让的看法大异其趣，但却“俱道尧舜”，只是“取舍不同”而已。因此，虽然根据民族学、人类学等材料，禅让作为一种历史事件在古代社会曾经普遍存在过[126]，但尧舜禅让的具体面貌，其所体现的“意义”“价值”却是不断被赋予上去的，历史事件本身与人们对其的认识、评价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127]所以战国时期出现的禅让说，并不是对古代禅让事件的直接反映，而是当时人们对于禅让问题态度的反映，是“借古讽今”的特殊表达形式。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讨论《礼运》等篇的年代十分重要。从上引几篇文字看，竹简《唐虞之道》整篇鼓吹禅让，认为“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唐虞之道·第21简》），如此肯定禅让的思想，显然应该产生于禅让学说处于**的燕王哙让国之前；《容成氏》虽以上古与三代对比，其主旨仍是鼓吹和肯定禅让，故其年代应与《唐虞之道》相近，在公元前316年以前。《礼运》篇的情况有所不同，它虽然肯定、赞美禅让的“大同”之世，但又对它的逝去无限感慨，认为“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历史已进入世袭的小康。所以在《礼运》全文中，关于“大同”的内容只在文章的开头做了简单描述，而全文更多讨论的是当禅让的时代已逝去、小康之世来临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礼运》的这种态度不是偶然的，而是应与禅让在现实实践中的挫折密切相关，反映了燕王哙让国失败后一些儒者对禅让的反思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子羔》篇由于文字残缺较多，问题较复杂，其中子羔问“如舜在今之世则何若”？若孔子的回答是禅让，则其年代可能与《唐虞之道》相近；若否，则可能与《礼运》相同。以上几篇的年代虽稍有差别，但都与战国中前期出现的禅让思潮有关，是这一思潮由盛到衰的记录和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