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思潮的兴起，往往以社会需要为条件，反过来，它又左右、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行为，战国中前期的禅让思潮对当时的政治实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据《战国策·秦策一》，秦孝公“疾且不起（注：孝公卒于前338年），欲传商君，辞不受”，应是禅让的较早实践。所以法家后来虽然对禅让极尽攻击之能事，但其早期却是持肯定态度的。商鞅说：“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商君书·修权》）可见，禅让说在当时法家治下的秦国也有流传[119]，秦孝公欲行禅让，可能就是受其影响。除秦孝公外，魏惠王也欲传国于惠施。[120]《吕氏春秋·不屈》记载此事：“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于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值得注意的是，惠施虽然谢绝了惠王的让国，但其理由并不是禅让有什么不妥，相反认为“以国与人犹尚可”，可见禅让的观念多么深入人心。不过禅让虽然讲起来容易，但真正实行却并非易事，所以惠施又提出“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止贪争之心愈甚”，这种“禅让辞让”说也是当时纵横家的重要理论。后来魏将公孙衍鼓动史举游说魏襄王禅位于魏相张仪，其理由就是“王让先生（注：指张仪）以国，王为尧、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许由也”（《战国策·魏策二》）。不过当时秦孝公等人虽然都有禅让的言行，但真正将其付诸实践，在当时产生极大反响，并决定、影响了禅让思潮以后发展的，是燕王哙禅让相子之的事件。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这里燕王哙被描写成毫无主见的昏庸之辈，其禅让仅仅是受了策士鹿毛寿等人的欺骗，是不够全面的。[121]其实，燕王哙让国是当时禅让大环境的产物，因而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动机和原因，除了纵横家的鼓动之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想通过禅让选择一位贤明之君，使燕国在当时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实在是“利天下而弗利”的高尚之举。然而事实是无情的，燕王哙因禅让而身死国亡，无疑为那些宣扬禅让的人敲响了警钟，此后不仅纵横家很难再用禅让游说帝王，就是儒家学者也暂时放弃了“大同”理想[122]，一度轰轰烈烈的禅让思潮逐渐走向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