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羔曰：“（舜）何故以得为帝？”孔子曰：“昔者而弗世也，善与善相受也，故能治天下，平万邦，使无有小大肥硗，使皆得其社稷百姓而奉守之。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子羔曰：“尧之得舜也，舜之德则诚善与？伊（抑）尧之德则甚明与？”孔子曰：“钧（均）也。舜啬于童土之田，则……”（《子羔·第1、6、2简》）[117]
所谓“弗世”也就是不世袭传子。竹简认为上古不私传子孙，而是“善与善相受也”，“故能治天下，平万邦”，显然是将其作为大同理想社会看待的。竹简还提出，尧之所以能得舜，除了舜的德“诚善”外，还因为尧之德“甚明”，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这对于禅让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子羔在后面还问道：“如舜在今之世则何若？”（《子羔·第8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关键的内容，却因为竹简残缺而无从了解了。《子羔》采用孔子答弟子问的形式，显然应该属于儒家，是孔门后学子羔一派宣扬禅让的作品。
从上引出土材料可以看出，战国中前期宣传禅让已不是个别现象，墨家、儒家包括纵横家都参与其中，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思潮。至于这一时期何以出现了较为流行、较为宽松地讲论“禅让”说的大环境，李存山先生认为，“这与当时已经不再‘宗周王’，而七国之间完全靠武力来统一天下的形势也尚不明显有很大的关系；与当时‘士无定主’，孔门后学的思想更少束缚，因而更加解放、昂扬、甚至激进也有很大关系。从《容成氏》所云‘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之能受也。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来看，当时儒家的‘禅让’之说除了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成分外，似也对现实寄予了通过‘禅让’而在七国中出现一个贤明的君主，从而取代周天子为王的希望”[118]。需要补充的是，战国前期虽然承春秋政制，实行一种世袭的君主政体，但君主的地位和稳定性明显不及后世，并不时有君权旁落的现象出现，这一背景无疑对禅让说的流行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权力转移”事件，如三家分晋（前403年）和田氏代齐（前386年），其主角都是以“德”“贤”相号召的，客观上也需要一种禅让说为其张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