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者常常通过先王来表达其政治理想，《容成氏》提出尧以上约二十多位上古帝王，“皆不授其子而授贤”，这样，禅让的政治主张不是因而有了更充足的“历史根据”吗？如果将《容成氏》的古史传说体系，与后来流传的炎黄古史传说体系作一个比较的话，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重禅让，一个重世袭。在炎黄古史传说体系中，只有尧、舜实行禅让，其余从黄帝以下到尧以上，都是传位于子孙，而不是传贤的。[112]在《大戴礼记·帝系》中，甚至尧、舜也被分别说成是帝喾、颛顼之后，在这种以黄帝为始祖的大一统帝王世系中，实际已排除了禅让的可能和意义。以《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为代表的炎黄古史传说系统可能形成于战国后期，反映的是当时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政治形势；而《容成氏》的古史传说系统则形成于战国中期以前，是与当时出现的禅让思潮相呼应的。在《唐虞之道》中，只提到“六帝兴于古，咸由此（注：指禅让）也”，而《容成氏》则将上古实行禅让的帝王扩大到二十余位，这即便是“托古改制”的需要，也说明它对禅让的肯定和认同是十分突出的。
《容成氏》的学派归属，目前学术界除儒家说外，还有道家、墨家不同说法。将《容成氏》归于道家，主要是《庄子·胠箧》提到的“至德之世”有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等，竹简的上古帝王体系与其相似。但这种相似也可能像《礼运》的情况一样，是受道家历史观影响的结果，竹简吸收、借鉴了道家的历史材料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容成氏”的古史系统本来就是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公共知识体系，各家都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老庄通过这一知识体系表达的是“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的社会理想，且对“尚贤”的政治实践有直接批评，而《容成氏》表达的恰恰是“不授其子而授贤”的政治理念，二者的差别十分明显。至于将竹简归于墨家，虽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同样根据不足。[114]在我们看来，竹简论及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而这些都是早期儒家的基本内容[115]，将其归于儒家是可以成立的。《容成氏》与《唐虞之道》一样，都是战国时期儒家宣传禅让的作品，之不过《容成氏》采用了叙述历史的方式，在体裁上显得较为特殊而已。
在《上博楚竹书（二）》中，还有《子羔》一篇，记述了孔子答弟子子羔问禹、契、后稷“三王”和尧、舜之事。此篇在公布时，排列的简序可能有误。裘锡圭先生对简序进行了重新排列，认为9至13号诸简应移至1号简之前，7号简与篇末的14号简可以拼合为一简。这样，《子羔》篇的基本内容是：子羔问孔子，禹、契、后稷“三王之作也”，他们是凡人所生，“其父贱不足称也与”，还是他们是天帝之子（“天子”）？孔子肯定禹、契、后稷均为天帝之子，并讲述了他们三位的降生神话。这样又引出作为凡人之子（“人子”）的舜是如何居有帝位的问题。孔子承认古代存在一个“善与善相受也”的禅让时代，尧见舜贤，故让位于舜。在传说中，禹、契、后稷均为舜臣，故简文最后以“舜其可谓受命之民矣。舜，人子也，而三天子事之”（子羔·第7、14简》）之语作结。“此篇主旨在说明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君天下，应决定于他是否有贤德，而不应决定于出身是否高贵；跟《唐虞之道》一样，也是竭力鼓吹尚贤和禅让的。”[116]其中谈论禅让的一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