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出土的郭店竹简中，有《唐虞之道》一篇，它“高扬了儒家‘祖述尧舜’、‘爱亲尊贤’、‘天下为公’、‘利天下而弗利’的思想，显示了先秦儒家在战国时期崇尚‘禅让’政治理想、反对父子相传之‘家天下’的昂扬思想风貌”[107]。竹简明确提出：“禅也者，尚德授贤之谓也。”（《唐虞之道·第20简》）可见较之墨家，竹简的不同之处是提出了“尚德”，其禅让说是从“尚德”与“授贤”来进行立论和说明的。竹简说：“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杀，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唐虞之道·第6—7简》）“爱亲”与“尊贤”，是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以何者为重，往往体现为不同的治国路线。刘向《说苑·政理》云：“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竹简主观上试图将“爱亲”与“尊贤”相统一，显示了其基本的儒家立场，但它同时又看到“爱亲”与“尊贤”可能蕴涵的矛盾，则是其时代性的反映。竹简认为“爱亲故孝”，但“孝之杀，爱天下之民”。为了天下民众的利益，适当地减杀孝也是合理和应该的。所以《唐虞之道》的“孝之杀，爱天下之民”与《礼运》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一样，都是对禅让精神的概括和颂扬。至于“尊贤故禅”，虽与墨家可能有一定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竹简的思想可以简单归于墨家。在竹简这里，禅让不仅是“尚贤使能”的客观需要，同时还是“利天下而弗利”崇高道德精神的体现，二者相互联系，分别构成禅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它们又是与儒家倡导的仁、义联系在一起的：“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唐虞之道·第7—9简》）所以竹简《唐虞之道》应为儒家作品，是儒家的政治理念的反映。[108]它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墨子之后禅让学说在社会上有进一步发展，儒家学者也投身到对禅让的宣传、鼓动之中，同时也为其思想学说注入新的内容，如“利天下而弗利”的“大同”理想等，《唐虞之道》《礼运》均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反映的是儒家对于禅让的立场和态度，所以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把天下禅让于贤才而不是传位于子，这是利天下而不利一己之私的至圣至仁之举。这也是儒家崇尚的‘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想社会说之由来。很显然，‘唐虞之道’正是《礼记·礼运》篇借孔子之口描述的‘大同’社会实行的所谓‘大道’”[109]。
早在《唐虞之道》材料公布时，已有学者指出，战国中期政治思想中出现过一股禅让思潮[110]，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以下简称《上博楚竹书（二）》）的出版，无疑为这一推论增加了有力的证据。《上博楚竹书（二）》中有《容成氏》一篇，此篇是讲上古帝王传说，起于容成氏等最古的帝王（整理者估计约二十一人），止于武王伐商终克之，“三代以上，皆授贤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前后适成对比”[111]。其文云：
[容成氏……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椲丨氏、垆毕（从辵）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其德酋清，而上爱下，而一其志，而寝其兵，而官其材。（《容成氏·第1—2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