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礼运》与禅让有关，其“大同”“小康”说主要反映的是政权形式的问题，那么，要说明其作者和年代，首先要对禅让思想的演变做一番考察。如有学者指出的，禅让作为一种历史事件，在上古父系氏族社会中确实存在过，然而人们对禅让的回忆、记录、认识和评价，往往因观点、立场、时代的不同而不同[103]，禅让的“意义”和“价值”乃是层累地造成的。所以后人关于禅让的种种记载，不是也不可能是对上古禅让事件的“原样”再现，而是夹杂了记述者的主观意图和倾向，是以事实为依托的“借古讽今”，是“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
作为儒学的创始者，孔子对上古的禅让事件显然有所了解。《论语·尧曰》篇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何晏《论语集解》说：“天之历数在尔躬……言天位之列次当在汝身。”所以《尧曰》篇记录的正是尧禅让舜时的言论，后来舜禅让禹时也说了同样的话。孔子还称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杨伯俊先生认为“与”读四声，“这里含有‘私有’、‘享受’的意思”[104]，应该也包括不私传子孙，实行禅让。不过孔子虽然肯定尧舜禅让，但并不是以尧舜时代为社会理想，而是提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改革社会的方案也不是“天下为公”，实行禅让，而是“克己复礼”，“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孔子生活的时代，似乎还没有出现提倡、宣扬禅让的社会条件。孔子真正影响后世的是下面的言论：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
雍，孔子弟子冉雍，字仲弓。冉雍以平民身份而可以据天子位[105]，这在三代世袭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孔子这里虽然仅仅是赞叹之词，未必可以据以为实，但显然已肯定了禅让贤能的思想。
孔子之后，平民思想家墨子更为明确地肯定了尧舜禅让：“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下》，《墨子·尚贤上》《墨子·尚贤中》所述略同）作为下层民众的代言人，墨子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尚贤”，“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认为“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同上）。其具体措施是：“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更进一步，“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上》）。需要说明的是，尚贤的思想虽然产生较早，有“尊贤”（《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择贤”（《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赏其贤”（《左传·昭公元年》）、“明贤”（《国语·周语中》）、“进贤”（《国语·齐语》）、“敬贤”（《国语·晋语一》）、“推贤”（《国语·晋语四》）、“选贤良”（《国语·晋语七》）、“知贤”（《国语·晋语九》）、“求贤人”（同上）等，但一般只适用于天子以下和择立太子，墨子则将其发展到极至，认为连天子也要通过选贤产生。所以墨子的禅让说实际是其尚贤说的延伸，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可称为“禅让尚贤”说。墨子（约前479年—前394年）生活于新旧革替的春秋战国之际，在他之后，禅让学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记录春秋史实的《左传》终于周贞定王二年（前467年），而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六国以苏秦为纵长之后，详细的史实才记于《战国策》等典籍，“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106]。幸而有地下竹简的出土，才使我们有可能重新了解、认识这段“茫昧”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