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范·弗拉森认为，一种解释就是对“为什么问题”（Why-question）的回答。对“为什么问题”的每一个回答都构成一个命题，并且每一给定命题均可由许多不同的疑问语句来表达。同样，一个特定的语句在不同的场合言说，又可表达不同的命题。在这里，问题的本质，以及什么构成一个对它的合理回答，很大程度上由语用的考虑确定，即相关语境决定了所要提出的问题及对它的解释。可见，“为什么问题”本身是一种由疑问句所表达的特定抽象体。比如，当问“为什么这个导体弯曲了？”（Q）时，该疑问句表明这个导体弯曲了并需要寻求其原因。它包含了一个特定的主题（P），即由导体弯曲这个命题所组成。但是，此命题并没有穷尽问题的所有内容，它至少可用另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Q1）为什么是这个导体而不是那个导体被弯曲？（Q2）这个导体为什么被弯曲了而不是没有弯曲？可见，“为什么问题”具有一种“对照类”（Contrast-class），它由用于对问题主题做出选择的命题集所组成。此外，“为什么问题”还包括确定解释相关性关系（R）的理由，问题的变化倚赖于所寻求的理由类型，并且它所确定的这种相关性关系进而就成为被表达命题的适当部分。总之，在特定语境中表达的“为什么问题”是由三方面的因素构成的，用符号表示为：Q=（PK，X，R），即“一种‘为什么问题’Q是一个有序的三元组，这里的PK是问题的主题，X是由包括了主题的集合{P1，…PK，…}所组成的对照类，R是相关性关系”[13]。这样，传统科学解释模型局限于理论的语义学特性，并束缚于理论与事实的双边关系，就被理论、事实和语境三者间的多边关系所替代。
其次，范·弗拉森考察了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他认为，一个命题可算作是对所予问题的回答，仅当能通过语境相关的关联关系确定，可表述为“A是对的一个回答，仅当A相对于具有R”。由此，A就是一个与Q相关的命题。一旦A的相关性被建立，那么，在已接受的背景理论和事实信息实体K（在此，K的内容是语境的一种函数，特定的问题由此语境而产生）的基础上，它的解释值就可由以下三个标准来评价：第一，A为真的可能性；第二，A支持主题PK的程度超过对照类中其他成员支持的程度；第三，在与其他回答的关联中来比较A的成功。在此，范·弗拉森结合了萨尔蒙的统计相关因素，用语境来规范那些相关事实中具有解释相关性的不对称关系，同时确定某些理论或信念来决定哪些因素可能，从而用概率来解释科学，即A支持PK的程度超过X的其他成员的程度，依赖于A是如何从其他成员中来分配概率函数并朝向于PK的。这就是说，在A增加（减少）Pi的概率时，如果它的后概率（Pi，A&KQ）相关于A，则此概率比它的先在概率（Pi，KQ）更大（更少）。因此，A是对所提问题的更好回答就在于，它在支持PK方面要比其他竞争性回答更可能和更为有效。
最后，由此，范·弗拉森给出了他的“回答问题的解释模型”，该模型包括三个方面：①解释模型要求有需要解决或回答的问题，即“为什么问题”；②科学解释是对问题的回答；③科学解释需要在问题的回答中做出更恰当选择，即科学模型总是具有一个伴生的评价系统。可见，一种合理的解释仅仅就是一种合理的回答，在其中，一个很可能为真的相关命题强烈地支持此问题的主题超过它的对照集的其他成员，并且不为其他成员的出现所遮蔽。
可以看到，这种基于语用分析的模型的核心是语境，因为它内在地包含了三个语境相关的成分，即①被一个赋予疑问句表达的特定的“为什么问题”；②在对答案的评价中所使用的背景知识K；③包含在问题中用以确定解释相关性本质的关联关系。正如范·弗拉森指出的，“欲成为解释首先应是相关的，因为一个解释就是一种回答。既然解释就是回答，那么它就是相对于问题来被评价，即对一种信息的要求。但应明确的是，这里借助于‘为何是情况P’而所要求的信息从语境到语境地不同”[14]。因此，“为何是情况P”的意义是它被言说时的语境函数，可见，并无单一的解释关联关系，而是，关联是基于人的愿望和兴趣，并因而不可避免地从一种语境到另一种语境的变化。
本质上讲，范·弗拉森的语用论科学解释模型与他对“什么算是一种‘科学的’解释”的认识密切相关，即把一种解释限制为是科学的仅仅需要依赖于科学理论。他指出，“称一种解释为科学的，并不是要对它的形式或所引证的信息说什么，而仅仅是，此解释利用科学来获得这种信息，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评价一种解释如何的标准就是在它被应用时使用了科学理论”[15]。应当看到，范·弗拉森的这样一种依赖于科学理论的解释观并不是充分的，它允许解释的关联关系过于宽泛地运行并依附于个人的兴趣，从而导致用某种私人解释的普遍理论来代替科学解释，特别是，他未能将作为行为的解释和解释的给予区别开来，因为解释的正确性依赖于科学事实而非此事件是否被某个体的意向所把握。因此，范·弗拉森实际上并未涉及科学解释的本质，他的语用分析仅仅停留于“解释的给予”这个次要论题上，事实上，我们不仅应当描述被解释者所处的语境方面，而且还要提供什么是适当的解释。
但是，无论如何，范·弗拉森的语用论科学解释模型根据做出解释的解释者来阐明事实，要求按照适当语境的指导来在听者中产生理解解释者的意向以及解释行为的核心性。可以说，它是一种反逻辑主义的思维，即反对解释是独立于充满了语境的语言单元，以及所有好的科学解释能满足逻辑条件的单一集合，而认为解释依赖于主体，由于解释语境的差异，不同解释主体形成不同的提问方式，因而形成特定的回答方式，特定的解释形式。[16]这促使人们普遍地认识到，一个所予事件不只存在一种正确解释，科学解释中存在着语用域，它的功能就是从一系列客观的正确的解释中挑出一个特定解释。这种语用学的分析转换了人们的思维视角，超越了逻辑经验主义“所有解释都是唯一地运用语形和语义分析”的教条，使科学解释范式发生了从静态科学逻辑向动态科学语用学的转变，它所显示出的哲学意义不仅体现在科学解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化上，而且表明对科学理论的认识已不仅仅是科学解释的问题，更应结合人文解释，从科学共同体的意向、心理、行为等各个方面认识，在科学语用学基础上所建构的解释才能对科学理论的本质做出真正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