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建立在“语言游戏”基础上的语用学的构造，把意义解释为不是一种理论建构，而是表达式的用法规则，所以，“语用学所谓的‘意义’，就是语言使用的界限。有无意义的问题，在语用学中就转换成为语言使用得当或不得当的问题，而不再是真假与否的问题”[13]。既然把语言视为一种游戏，它就必定会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游戏将无法进行。可见，意义和规则间有特定的联系，语词有意义，就是说它有使用词的规则，语言游戏必须“遵守规则”（follow-rule）。但问题是，语言游戏如何来遵守规则、这种规则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则？因为语言游戏通常是在我们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进行，而我们又只能在预先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语言游戏。这样一来，规则的遵守和真实的语言游戏之间就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做游戏需要规则的指导，否则无法进行，但规则又只能在游戏的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来。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没有什么行为方式能够由一条规则来决定，因为每一种行为方式都可以被搞得符合于规则。答案是，如果一切事物都能被搞得符合于规则，那么一切事物也就都能被搞得与规则相冲突。因而在这里既没有什么符合也没有冲突”[14]，对于这一悖论，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实际上既不是先掌握了规则再去进行语言游戏，也不是在进行了语言游戏之后才懂得规则，而是，只有在语言游戏之中才能感受到规则的存在并遵守规则，因为规则不是预先学得的，只有在游戏中才能显示出来的。比如，在下棋游戏中，“毫无疑问我现在想要下棋，但下棋之为棋类游戏则有赖于它的全部规则（等等）。那么，在我确已下棋之前，我是不知道我要进行什么样的游戏呢，还是所有的规则都已包含在我的意向活动之中了呢？是不是经验告诉了我这种游戏是这样一种意向活动的通常结果？所以，我是不是不可能肯定我意欲去做的是什么事？如果这是没有意思的话——在意向活动和所意向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的是什么样的超强联系？——‘让我们下盘棋’这个表达的意思和棋类游戏的所有规则之间的联系是在哪里实现的？——在游戏的规则表中，在教人下棋的活动中，在日复一日的下棋的实践中”[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