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塔尔斯基真理论的语义学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有意义的思维视角。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塔尔斯基的真理定义仅适应于人工语言，但戴维森却另有所见。在他看来，语言哲学最终关注的是理解自然语言，目标在于为自然语言建构一种真理理论。因而，我们能够借用塔尔斯基的真理语义学概念去建构自然语言的真理论。这就在于：（i）塔尔斯基真理概念的实质是为了解决意义问题。所以他的真理论的策略是在解决意义问题时，把内涵表达式逻辑地转换成外延表达式，从而在外延的域面中给出真理的定义；（ii）在本质上，给出真值条件也就是给出语句意义的一种方式。因此，了解了一种语言关于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便是了解了该语言任一语句为真的方式，从而也就理解了这种语言；（iii）“这样一来，意义理论便自然地转换成为一种经验理论，它的宗旨便是对自然语言的活动方式作出解释。”[16]可见，正因为戴维森认为对意义理论所提出的条件，在本质上就是塔尔斯基那种检验关于真理的形式语义定义是否适当的约定T，所以完全可以利用它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一点蒯因也颇为赞同，所以他清晰地指出，“塔尔斯基的真理论是意义理论的一种恰当建构”。[17]
最后，传统真理符合论的困境促进了新的真理观的建立。为了走出传统真理符合论的困境，戴维森提出了一种融贯论的真理观。在他看来，真理本质上与信仰和意义密不可分，意义将真理和信仰内在地聚合在一起。考虑到一个人不可能在他的信仰之外达到对实在的把握，而且只有信仰能成为其他信仰的原因，所以，戴维森认为并非某一信仰符合于其他外在事物时才具有真假，而且还依赖于它与其他信仰之间的融贯。在知识的探求中，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去获得僵化的信仰与实在的符合，而是最大限度地融贯所有“信仰集”间的一致。当然，我们并不要求规定无限强的融贯性以保证“信仰集”中所有句子成真，它只坚持一个融贯的信念集合总体中的大多数信念是真的。因此，并不需要一个外部的标准，在互相竞争的融贯的系统中做出选择，更不必担心这一真理体系会成为某种编造得很自洽的“童话”。因为我们完全放弃了任何追求与外在世界“符合”的企图，而仅诉诸在把语言当成一种整体的知识系统中，在遵循普遍原则的网状“信仰集”内部，来对语句或陈述真假做出判定。由此，“除非参照我们已经接受的信念，否则，任何东西都不能充当辩明的理由；除了融贯性以外，无法在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语言之外找到某种检验方法。”[18]
我们看到，戴维森对真理理论所做的努力，无疑是对塔尔斯基工作的继续。只是，当他把人工语言看作是它们从中汲取生命力的自然语言的推广或组成部分，或更复杂的语言系统来处理的中介手段的时候，他使得真理理论在新的思维形式下具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首先，其实质意义在于，戴维森真理融贯论所蕴含的整体论思想，是语用思维中的一种普遍态度。尽管后来受罗蒂的影响对坚持融贯论有所动摇，但却始终未放弃整体论的态度，而恰恰是这种态度，为“语境化”真理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再者，戴维森把真理论看作“一种经验的理论”，为真理问题走向生活实践开辟了道路。[19]我们知道，信念的产生伴随着各种不同的生物学上的和物理上的事实，如果我们把真理论看作一种对感觉的因果性的“依赖”，而不是对证据或辩明的“依赖”的经验理论的话，赋有意向和心理意义的信仰就不必还原为某种更基本的东西，或乞求于不可触及的形式语言。它仅在成真的意义上，依赖于言说的外部环境，即依赖于人们充分的生活实践中所予以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因为，语言哲学后现代转变的目标不仅在于消除纯粹形式语言的建构，更重要的是促进人们更宽泛地使用自然语言，并在自然语言的使用中显现真理存在的方式。正如戴维森所见，“塔尔斯基为我们所做的是在细节上展示如何去描述真理所应采取的模式。而我们现在所需要去做的是，去认明这样一种模式或结构是如何显现于人们的行为之中。”[20]
需要强调的是，在真理问题“朝向语言而生长”的路途中，塔尔斯基无疑是促成真理与语言紧密结合的开拓者。但他只是在语言之内求解真理问题，把真理局限于语形、尤其是语义的层面，他采用对人工语言进行语义分析以明晰真理的途径，最终导致了僵化而又不可通达的真理图景。而戴维森的机敏在于，他有效地借鉴了塔尔斯基的工作并进而将之运用于构建自然语言真理论。在戴维森的建构中，我们还可以敏锐地看到，他所选择的通向自然语言的真理论之路，包含了真理问题走向语用对话和“语境化”建构趋势的基本生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