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塔尔斯基把真理概念看作一个语义学概念并就其所做的工作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他启示了尔后的哲学家们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从不同的视角上进行了新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塔尔斯基所力主的真理概念始终是与某一特定语言相关联，为真或为假只是作为特定整体语言的一部分的语句，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语句性质的思想，使得20世纪哲学对真理问题的论述在“语言学转向”的浪潮中，加速了“朝向语言而生长”的走向，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研究路线。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倘若真理仅涉及“陈述”，而不是“语句类型”，那么，正像达米特所指出的那样，塔尔斯基的真理概念仅限于精确的形式语言，而与真理不具有相关性，因为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应用于日常语言不会达到通过先在分析而获得的“真理”所具有的意义。事实上，塔尔斯基理论本身就是基于对自然语言无法精确地定义“真语句”的“强烈不满”，因此，它本质上已排除了对任何形式的自然语言真理论的思考。
2.自然语言真理论
塔尔斯基通过给予成真谓词的外延来定义“真语句”，但却未能指出其所具的“意义”。然而，“意义”的缺失并未因此宣告塔尔斯基真理论的完全破产。如果我们把他的形式系统解释为一种语言的经验理论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就可以避开认为塔尔斯基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与真理的概念相关的观点，保护已发展了的真理理论不受损害，使得我们在探索被解释语言的真理理论时，不必再寻求其他途径；另一方面，具有经验内容的“T语句”意味着，存在有塔尔斯基真理论所未能提供的，关于自然语言的真理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维森提出著名的“戴维森纲领”，力促建立一种完全依据语句的真值条件给出语句意义的意义理论。我们看到，戴维森这一通过意义理论探求自然语言真理论的策略，是由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决定的。
首先，语用学的语言实在观的确立，提供了全新的世界图景。传统语义学认为，语词的意义先于语词的指称，从而意义先在于任何关于对象和命题的真假判断。这就是说，对于一个所予语句，我们必须先通晓它的意义，才能进而判定它的真假值。语用学的语言实在观则把实在和语言构想为同一的，因此并不简单地断言实体的存在，而是把它理解为实际的事件或关系，也即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来展现实在的结构。正如戴维森所言，“研究语言的最一般的方面也就是研究实在的最一般方面”，“如果把语句的真值条件置于一种详尽完整的理论的语境之中，那么展现出来的语言结构就会反映实在的大部分特征”[15]。这就要求语言与实在之间必须先存在确定的真值关系，从而真理研究蕴含了意义研究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事实上，从一开始，戴维森就把对意义问题的讨论置于真理理论的框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