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放弃追求传统“真理”，促进解释对话的多样性。在新实用主义者看来，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语调转换”，实现“对话的转折”，从而涤**各种“形而上学的舒适”。换句话说，人类是通过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讲说不同的语言，来追求不同实用目的而产生了对话的多样性，而这种对话的趋向性并不在于某种绝对的教条，而是多种具体实用趋向一致和融合。所以，当各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达成多样一致时，它本身便成为真理的目的。因为除去参与和构建这种对话，哲学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这样一来，特定的语言便成为建构性的机缘产物，而真理则不过是“为了获得纯粹的交换意见，在欢乐的讨论中所得到的偶然附产品”，即是在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在公开的、探索性的讨论中所获之物。[24]
其次，由“确定性”的真理概念转向“非确定性”的真理概念。走向语用层面的真理对话，使得传统固有的“大写”真理为一种世俗的、随机的、可变易的“小写”真理所替代。这种传统的“确定性”真理向“非确定性”真理转变的可能性就体现在：（i）对话的多元性造成了将真值条件指派给语句的各种不同方式，这种不同方式一致地遵守所有形式的和经验的约束条件，换句话说，在这许多不同的真理理论对于一种特定语言是同样充分地等值的条件下，却可以给具体的语句指派真假完全相反的值；这便使得（ii）要保证不同真理理论的等值仅当讲话者言说句子的态度对于那些句子的真值是直接的证据。这样一来，讲话者坚持句子为真就取决于两个因素：他们通过句子所言说的和他们所信仰的东西；由此（iii）一旦讲话者坚持句子成真的事实能够是认为该句子成真的理论论据，因而真理理论的任何选择均可通过一种信仰的适当归属来衡量的话，真理的非确定性便成为显然的了。事实上，真理的“非确定性”特征是一种普遍的后现代态度，在后现代语言哲学的视野中，不仅真理，而且包括逻辑结构和指称，均可是非确定的。
最后，强调真理是被构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一旦发现有些东西在确定的语言框架中不可表达，就会借助于隐喻的方式在该语言中发明或创造出一种方式来表达它。这样，语言的普遍性就可与“理智的普遍性”保持一致，使得我们在消解绝对客观真理观念的同时，通过“命令”来构建相对内在真理的观念，就具有了合理性。这种在主体对话的层面上所构建的真理，是信念之间以及信念同经验之间的某种理想的融贯，它内在地包括了理性的可接受性、简单性、自洽性、贴切性等价值标准，而不必要求直接当下的经验证实。正如普特南所言，真理应被理解为“某种（理想化的）理性可接受性某种我们的信仰之间及与表现于信仰系统中的经验之间的理想的一致性”[25]。
由此，不难看出，语用真理论的本质要义在于，“效用性”成为一切建构的出发点和生长点。在把对语用的理解推向语义学的外部，关注于其起作用的方式和实践意义的过程，语言本质上成为一组声音和符号，成为人们用以协调自己活动的方式。其“效用性”就明显地体现于它是从认识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来考察我们的知识，突出强调生活实践中经验的地位，把这种经验不是当作任何物理实在或认识的阿基米德点，而是看作在进行实践活动的各种相互作用的东西总和。这样，由强调“效用性”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与认识主体的直接当下的背景信念、价值取向、时空情景相关的真理对话论。毋庸置疑，在这样一种没有“形而上学”强制的对话中，主体之间平等的内在对话是自由的、有创造性的和易于统一的。这标志着两千多年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真理符合论的解构，更喻示着维特根斯坦之后，在语言哲学内部后现代趋向的又一次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向语用对话的真理论大大促进了新实用主义者构建未来新哲学的进程，他们所主张的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在对话中的统一，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创造了一个新的聚合点。同时，这种真理论突破了塔尔斯基主张的语义层面，而在语用层面上构建了新的世界，使得真理问题在语言哲学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