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戴维森自然语言真理论为基底的“语用对话”真理观的构建，鲜明地显示出后维特根斯坦哲学强调“语用”为主的语言哲学语用化演变的必然趋向，同时，经典实用主义向新实用主义的转换也预示着哲学主题在真理观的建构中寻找到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相融合的成熟的结合点。
1.经典实用主义：语用对话的滥觞
20世纪上半叶，与分析哲学运动遥相呼应的哲学流派是其在美国的变种经典实用主义。经典实用主义在本质论题上，与分析哲学一脉相承，力图抛弃形而上学本体论，舍弃近代哲学种种解决认识真理的形而上学方法，力主将真的信念与人的行为关联起来，并由此把关注的焦点投置于真理的效果上。尽管他们并未真正地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思索走向生活实践形式的真理，但他们却直觉地把真理问题定位于语用的层面上。所以，新实用主义者之所以仍自豪地沿用“实用主义”来作为其哲学的标签，有着其内在的历史根源。
首先，经典实用主义抛弃传统真理符合论，为尔后新实用主义的发展奠定了解构形而上学二元论的基础。经典实用主义尽管仍把真理看作观念的属性，但他们所强调的却是“效果”，即在走向生活的经验形式中信念会导致什么样的利益。所以传统的符合真理论对他们来讲是空洞的因而毫无意义。另外，真信仰是有用的非表征性的心理状态，还是对对象的精确而逻辑的表征，这在实践经验中并不存在本质的对立。因而，他们放弃符合论而强调真理的效用，其目的恰在于通过消解传统的心理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来归化真理实践的影响，这正如后来戴维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真理谓词的观察不应视为‘严格二元论的’。”[21]
其次，经典实用主义把真理归结为一种效用，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入语用的因素，而语用则渗透了人的价值取向。正如詹姆斯所言，“真是在信仰和善的方式中证明自身为佳的名称。”[22]一旦在真理与人的价值取向之间搭取了由此及彼的桥梁，那么，真理的语用性就会强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塔尔斯基真理论中所缺失的语用因素，在经典实用主义理论中获得了弥补，因为“语义”所诉诸的主要是指涉，而“语用”则主要诉诸的是语境和行为。总之，当符号或符号系统的意义与使用者相关时，真理便具有了走向语用层面的合理通道。
最后，经典实用主义把真理当作一种被解释的效果而不是被假设的教条，启迪了新实用主义的真理态度。由于经典实用主义者看到了传统真理“神话”的不可及性，从而使真理变换成一种被解释的东西。因为既然我们生活于人类文本的世界中，我们的言说是否与他人具有一致性，就自然地成为实践的焦点，从而更多关注的就必定是语言效果。这样，当我们宣读一段陈述为真时，就是把真理当成了一种被解释的东西，即“说一个命题为真就是指明对它的解释为真”。[23]由此，按照新实用主义的说法，被解释的真理便不再是传统所追求的“模式”，而转换成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对话。
2.语用真理论：走向公共实践的真理建构
经典实用主义所做的这一切对于新实用主义的目标来说，还远远不够。新实用主义不能把真理仅仅归结为一种语言效果而了事，他们必须面对由于反对传统符合论而来的种种责难，尤其是要在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激烈争论中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样，摧毁基础主义哲学的大厦，营造一种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平等对话的氛围，便成了他们消解传统的第一要务。为此，他们批判了传统的“大写”哲学，主张在哲学对话中所有主体之间的自由和平等，从而在走向生活形式的语用对话层面上去构造新的真理观。从总体上讲，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