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隐含的思维路径可简单地概括为：首先把辩证法与其真实的内容和载体完全剥离开来，使之成为不受任何实质性内容“羁绊”，不需为任何内容“负责”的抽象思维规定；其次让这种抽象的思维规定变成一种无约束的、脱离条件限制的“公式”和“规律”；最后把这种抽象的“公式”及“规律”与一时一地的主观需要和现实目的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只需为当下利益服务，而不需为任何“真理”承担责任的“流浪的思维”。经过这种主观选择和过滤，“辩证法”的确变得无比“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一种脱离真实内容的、主观任意的“空疏的自由”，辩证法因此沦为一种可以根据主观愿望和目的加以运用的概念游戏，一种招之即来的便利“法宝”。
我国杰出的思想家顾准曾大讲“辩证法”，狠批“形而上学”，然而在现实中“形而上学”最为猖獗的年代，他满怀忧愤地说出，中国的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实在过于聪明，从不打破砂锅问到底，懒得去做形式逻辑的分析，而热衷于玩那种貌似灵活的“辩证把戏”。他又说道：“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害苦了。”[16]对于那种离开“真实根基”，剥离掉“内在限制条件”，僭越辩证法的适用“边界”，热衷于概念游戏，并因此把它无条件地普遍化和泛化的“辩证法”来说，顾准的批评可谓是极为深刻和透辟的。
第三，辩证法的技术化和工具化，即成为一种丧失人文解放旨趣的、偏狭的实用工具和外在技术。
这一点是前面所述的两种表现的合乎逻辑的自然结果。无论是把辩证法“僵化”为套用或裁判一切的公式和教条，还是把它“活化”为主观任意的诡辩游戏，其背后都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动机：那就是把辩证法实用化和工具化，使之成为一种现成的外在工具和技术，一种可随时主观运用的便利之策。
如前所述，工具性和实用性是知性化和实体化思维方式的固有本性，因此，用知性化和实体化思维方式来理解辩证法，其必然被工具化和实用化。经过了知性化和实体化思维方式改造的，脱离了真实的内容和载体的，完全被形式化、抽象化、外在化和工具化了的“辩证法”，将不可避免地具有工具性和实用性的本性。就像黑格尔曾指出的那样：在此，“辩证法通常被看成一种外在的技术，通过主观的任性使确定的概念发生混乱，并给这些概念带来矛盾的假象。从而不以这些规定为真实，反而以这种虚妄的假象和知性的抽象概念为真实。辩证法又常常被认作一种主观任性的往返辩难之术。这种辩难乃出于机智，缺乏真实的内容，徒以单纯的机智掩盖其内容的空疏”[17]。综观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运用的确是极为“成功”的（也许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所具有的“实用理性”倾向有着某种内在的关系，深入研究“实用理性”传统与辩证法理解史之间的关联，将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课题）。在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工具化和实用化，被当成“往返辩难”的“外在技术”的“辩证法”充当着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