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把上述表现与知性思维方式和实体化思维方式进行对照，就不难发现，这实质上正是用知性化和实体化的方式来理解辩证法所造成的恶果。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辩证法的概念是“具体概念”，它“贯穿于一切特殊性之内，并包括一切特殊性于其中”。它“包含一切充实的内容于其自身，同时复超出这些充实的内容”，辩证法是一种具体内容相互关联的“内涵逻辑”，而非抽掉内容的“形式逻辑”。但在上述表现里，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了，思维的路径置换成如下这般：首先，辩证法所包含的差异性、特殊性等具体内容被完全清洗干净，被完全“空洞化”了，然后使由此所获得的抽象概念和形式规定绝对化和凝固化，把它当成超越时空限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式化原则；其次，赋予这种形式化原则以无上的权威，使它拥有随时随地“证实”和“证伪”他者的权力，但享有不受限制地逃避自我“证实”和“证伪”的“豁免权”；最后完全以这种形式化原则为参照和尺度，从而对充满着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具体内容进行剪裁和评判。十分清楚，这种思维路径完全是知性化和实体化的，由此理解所产生的“辩证法”只能像恩格斯当年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道德时所说的那样：它“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15]，辩证法退化为一种形式主义的教条，它不但不能对任何事物作出真实有效的解释和评判，而且在现实中极易与权力意志结盟，成为窒息进步的认识、压制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工具。
第二，辩证法的主观化，即成了主观运用的、充满任意性和偶然性的诡辩游戏。
这一点在我们的辩证法理解史上可谓案例丰富，蔚然大观。无论“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破”还是“立”，“计划”还是“市场”，“国家”还是“社会”，“人性”还是“物性”等方面，人们都各执一端，且在不同时期各领**的话语游戏中，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从表面上看，这与前述把辩证法形式化、教条化的倾向有不同之处：形式化和教条化的倾向侧重于把辩证法公式化和抽象化，注重以“不变应万变”；而主观运用的、充满任意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似乎更注意“灵活性”，注重“以万变应不变”。乍一看，它似乎充满着“辩证”的精神（因为辩证法的重大旨趣之一就是要打破概念的僵化性和凝固性，像黑格尔所说的，使“概念的枯骨流动起来”）。但这种不同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它们正如一个钱币的两面，二者遵循着完全一致的内在逻辑，即它们共同把辩证法视为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而不是关于内容的“内涵逻辑”（真正的辩证法总是关于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内涵逻辑”），视为脱离了真实“载体”的无根的外在“方法”（真正的方法应该是关于自己内容的、与“本体”相关的自我内部运动的形式意识）。脱离真实根基和载体的“辩证法”，既可以被绝对地“僵化”，也可以被无限地“活化”，抽象的两极是完全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