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是，承认“矛盾”，必然会导致教条和僵化，从而给科学和社会进步带来严重威胁。就科学而言，科学是不能容忍“矛盾”的，相反，科学只有通过揭露“矛盾”、批判“矛盾”并排除“矛盾”才能获得发展。但辩证法家们却主张容忍“矛盾”，认为“矛盾”富有成效，丰富多彩，促使进步。这种对“矛盾”的容忍必然导致以一种僵化教条的态度去强制性地要求和限制科学研究，甚至导致“两极化”的思维方式，这种“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忽略了中间状态或过程”，“试图将现实以及丰富的科学理论强行纳入一种预设的、使思想简单化的两极模式”[18]，从而压制科学思想的自由竞争，阻抑科学取得任何成果。“如果我们决心容忍矛盾，那么批判以及一切人类智力进步都必定同归于尽。”[19]在此方面，黑格尔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他试图躲开康德对形而上学中的“教条主义”的反驳，认为“矛盾”不但不可怕，而且恰恰构成了存在的本性，这种对矛盾的容忍“建立了一种极端危险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再也不需要任何种类的打击。……这使他的系统坚不可摧，免于遭到任何一种批判或打击，从而它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上的教条主义，我愿意称之为一种……‘强化的教条主义’”[20]。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理解时，如果采用矛盾观点，将会导致严重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在这方面，“马克思抛掉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却保留了黑格尔的这种教义：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辩证的‘矛盾’、‘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因此，可以根据这一客观的关于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来预言历史的进程”[21]。然而现实的历史发展总是充满偶然性，充满不可预见性，认为历史的发展遵循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必然导致以一种现成的、刻板的原则和教条来规定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给个人的自由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无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容忍“矛盾”，就等于容忍教条，就等于容忍专断和强制。在此意义上，“矛盾”在根本上就是一个与科学发展、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概念。
因此，最后的结论便是，“矛盾”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辩证法容忍和主张“矛盾”，正是它的荒谬之处。
以上，我们分别从分析哲学的两个标准，即“可检验性”标准和“无矛盾性”标准出发，评述了英美哲学对辩证法激烈的批判和否定。通过如上评述，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
第一，在运用“可检验性”标准展开对辩证法的批判时，分析哲学实质上是以实证科学作为知识的标准样板，并以之作为评价一切知识样式的无条件的前提和参照。他们坚持认为：认识必须依据事实而获得有效性；以物理科学为代表的实证科学的精确性和确定性是一切认知活动的典范。因此，他们在攻击包括辩证法在内的形而上学时，完全采用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他们相信，除了数学和逻辑学的，以及可被经验所证实的实证科学的陈述是有意义的以外，任何别的陈述都是没有意义的。包括辩证法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没有意义，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完全与“事实”无关，而不是像实证科学一样，可以被经验所证实。实证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唯一的、标准的典范，这是分析哲学在否定辩证法时所持的最为深层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