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实践论范式”超越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确立了实现各种矛盾关系辩证统一的中介和基础。如前所述，如何实现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等矛盾性关系的否定性统一，是哲学史给辩证法留下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前述的“自然主义范式”与“认识论范式”里，这个问题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实践论范式”以实践为基础，从实践出发来寻找这些矛盾关系统一的基础，比起“自然主义范式”和“认识论范式”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在它看来，“‘实践’是主体依据一定目的变革客体的感性活动，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否定性的统一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既包括了主体又包括了客体，既包括了思维又包括了存在，既包括了理论又包括了实践，是一种包括这一切在内又表现着它们本质关系的总体性活动。它既是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矛盾产生的总根源，又是解决这些矛盾的现实基础。离开实践，这些矛盾既无从发生，无从理解，也根本不能解决”[20]。应承认，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各种矛盾关系，来确立各种二元对立关系辩证统一的基础，的确比此前的所有解决方式都具有更大的理论优越性和说服力。
其次，以“实践”作为辩证法的根基和载体，体现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对现代哲学意识的追求，表现了人们试图立足于现代哲学的视野，来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可贵的理论追求。现代哲学观念变革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方面，在于哲学关注的对象从追求对自在世界“终极奥秘”和“最高知识”的占有，转向寻求对现实的意义世界的阐释，从传统的实体本体论和抽象认识论转向生存实践论，并因此重新理解哲学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功能，是现代哲学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以“实践”作为辩证法的根基和载体，正表现了学者们试图把辩证法从朴素的物质本体论与带有浓厚心理主义色彩的抽象认识论中解放出来，在现代哲学的境域中重新理解辩证法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性质。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实践论范式”的确提出了一些十分有启发性的思想，对于深化辩证法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以“实践”作为辩证法的根基和载体，突出地体现了辩证法的“能动性”“活动性”“否定性”和“超越性”等内涵。而这些，正是辩证法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理论精神。再如，以“实践”作为辩证法的根基和载体，突出地强调了辩证法与人的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从而有效地解构了把辩证法视为与人的现实生活相敌对的抽象教条的独断主义。又如，以“实践”作为辩证法的根基和载体，辩证法所独具的、区别于具体实证科学知识旨趣的人文解放旨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显，从而比较有效地捍卫了辩证法在当代语境中的理论价值。这些都表明，以“实践”作为辩证法的根基和载体，与“自然主义范式”和“认识论范式”相比，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辩证法的理论内涵，使辩证法变得更加亲切和富有人性，因而也更富于思想感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