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在讨论中，人们提出了各种具体观点。这些不尽相同的具体观点，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动机，那就是突出实践观点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之为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及其哲学变革的意义。受此影响，在辩证法问题上，人们也试图引进实践观点，以之充当辩证法的根基和载体，来重新理解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和精神实质。
以“实践”作为辩证法的根基和载体，在基本理论初衷上，是作为前述“自然主义范式”和“认识论范式”的替代者出现的，它对后两者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它们对辩证法根基的设定是不牢靠的。为此，它企求通过“实践”的引入，完成为辩证法奠基的使命，以捍卫辩证法的理论合法性。对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以“实践”作为辩证法根基和载体的理论探索，本文估且以“实践论范式”命名之。
“实践论范式”基本认同“认识论范式”对“自然主义范式”所做的理论批判，但它同时认为，“认识论范式”对辩证法根基和载体的理解同样不具有本源性和奠基性。与“思维与存在”这一纯属知识论范畴的基本矛盾相比，人类实践活动领域的基本矛盾更具根本性和基础性，因此，辩证法的真正载体不应是人类的认识活动，而应是人类的实践活动。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找到了一种统一肉体和灵魂、实体和主体、思维和存在的辩证中介，“在作为中介的劳动和实践中，首先是主体指向对象、物和自然界，实施对象化的活动；其次又是对象、物和自然界趋向主体，实施属人的活动。因此劳动和实践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界的运动，也不是生物界的活动，而是一种客观合规律性与主观合目的性的统一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界的人化的双向活动。在这个运动中，思维和存在既是自为的，又是为他的，最后在劳动和实践中，它们被整合成了自在自为的存在”[18]，“马克思的这种唯物主义一方面诉诸‘物质实践’、‘劳动’和‘生产’，从而和一切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由于实践、劳动又是一个合目的的生活过程，主体的力量、能动性的力量也被自觉地整合于其中，从而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因此，马克思的确‘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使之不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回旋，但这种‘颠倒’，不是把辩证法简单地‘颠倒’在物质，即那种直观的自然（费尔巴哈）或抽象的自然（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是‘颠倒’在作为思维和存在、人和自然的统一体的劳动和实践基础上”[19]。
“实践论范式”的出现，是辩证法理解史上一次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事件。与以前的各种范式相比，它对辩证法根基和载体的设定，表现出更为强大的解释力和感召力，有着重大的理论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