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普遍联系并非否认人与自然的差别性和各自的独立性，相反，这种一体性的普遍联系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差别性、个性、多样性等为前提和条件的。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都是一种在实践活动中以各自的差别性和独立性为前提所实现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实践活动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普遍联系的中介，它把人与自然、人与人内在地联结起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
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充分表明，人是一种面向整个世界的存在，或者说，人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存在。实践活动这一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把人与整个世界（包括自然、他人）否定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体性的内在关系。在此意义上，人总是存在于与自然、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之中。中国古代哲学家程伊川曾云：“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把这句话转用至此，在其强调人与自然（天）、与他人的“相通”（即“普遍联系”）的意义上，正可谓表达了人独特的生存本性。
海德格尔曾从其现象学存在论的立场，专门讨论了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生存论结构。他指出，人总是容身于世界之中，世界构成了人的生存论机制和规定，二者不可分割地、本源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人总是处于与上手事物的因缘联络之中；另一方面，人总是与他人“共同存在”和“共同此在”，“无世界的单纯主体并不首先‘存在’，也从不曾给定。同样，无他人的绝缘的自我归根到底也并不首先存在”[21]。辩证法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立场虽然有许多重大差别，但在强调人与世界具有生存论性质的普遍联系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
人与世界的这种普遍联系所表明的是人独特的“生存性质”，这种性质内在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原则来予以把握。
传统形而上学很显然是无法胜任这一点的。在本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我们已经分析，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的知性思维方式在把握“人的存在”时，所遵循的思维程序是从人与其他存在者的区别出发，去寻找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为人共有的某种特殊属性，认为把握这一区别于他物、唯有人才独有的属性，就达到了对“人的存在”的把握。这种思维程序根本没有看到，人之存在，并不仅仅在于人与他物的区别性，还在于人与世界的“相通性”，以及人能与他物结成生存论性质的一体性的普遍联系，即能在实践活动中与他物形成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因此，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的知性思维方式在把握物的存在时也许是适用的。以动物为例，其物种的自然规定，决定了它与环境，与其他物种，以及与物种内个体之间都是一种彼此隔绝的关系。就与环境的关系而言，它只能采用单一的物种尺度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不存在所谓普遍联系；就与其他物种的关系而言，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支配着一切，因而根本谈不上普遍的社会联系。在此意义上，动物的存在是孤立和封闭的，这种“孤立”和“封闭”的“存在逻辑”用同样以“孤立”与“封闭”为本性的知性思维方式予以把握，正可谓适合。然而，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把握人这一“世界性”的、与世界具有一体性联系的存在，很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