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和“否定”观念的建立，使得辩证逻辑成了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知性逻辑有着根本不同的逻辑。它冲破了传统形而上学“一个实体一统天下”的僵化统治，使人们对“存在”的理解获得了一个新的理论境域。从它出发，一种新的“存在观”宣告诞生。
从这种新的“存在观”出发，“存在”成了一个不断打破自身界限、不断超越和否定自身的发展过程，而不再是自我绝对同一、吞噬一切的黑洞般的孤立实体。柏拉图曾这样提问，“我们首先必须作出下面的分别：什么东西是永远存在而不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变化而不真实的呢？”[4]这一提问把“永远存在而不变化”和“变化而不真实”二者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如果坚持“存在”的永恒性质，就不能把运动、变化和发展看作“存在”，而只能视其为“非存在”。这一提问所表明的正是传统形而上学知性逻辑的特性。在它看来，“存在”就必然意味着不是“非存在”，“有”就必然意味着不是“无”，二者间有一种截然分隔的壁垒。与此不同，辩证法把“存在”视为能够不断打破自身界限、不断超越和否定自身的发展过程，破除了“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的知性对立，超越了“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的彼此隔绝，认为“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乃是“对立统一”，相互渗透的。在“存在”和“有”之中，存在着一种凭借“非存在”和“无”而形成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虚无化”的力量，辩证法通过这种力量来能动地打破界限，融化“存在”从而使原本僵硬的实体化“本体”得以“流动”起来。这表明，“存在”内在就包含着“非存在”，“有”内在就包含着“无”，“非存在”或“无”构成了“存在”或“有”的固有内容。在这里，“非存在”或“无”所意味着的不是“存在”或“有”的缺少，而是“存在”或“有”的一种“否定性”意向和冲动（甚至可以说，所谓“非存在”和“无”即是“否定”，而“否定”即是“变化”和“发展”），意味着“存在”或“有”不断超出自身的能动活动性。正是在“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的对立统一的相互渗透中，“存在”才呈现出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可见，与传统形而上学把“存在”理解为铁板一块的抽象的、绝对同一性的实体相比，这种理解逻辑所代表的完全是一种新的“存在观”，即“辩证”的“存在观”。“存在观”的超越内在地要求着理论逻辑的跃迁，新型“理解逻辑”所带来的是新型“存在观”。从两者的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辩证法与本体论乃是一体两面，两者相辅相成，须臾不可分离，脱离本体论的辩证法，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辩证法以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观，确立一种新的辩证的本体观为理论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辩证法从产生之日起就达到了这一点。从历史的角度看，辩证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不成熟走向自觉和成熟的过程。与此同时，对“存在”问题的辩证理解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克服自身理论缺陷、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从而不断趋向成熟和深化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顺着其发展演化的轨迹，依次把辩证法概括为三种基本理论形态：直观性的素朴辩证法、反思性的概念辩证法（或思维辩证法）、自觉的生存论辩证法。在这三者之中，直观的素朴辩证法是在古代哲学反思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产生的经验性、现象性的辩证法，反思性的概念辩证法是在近代哲学的氛围中形成的辩证法。它一方面大大超越了古代辩证法的素朴性和直观性，另一方面，仍然笼罩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浓厚阴影下，与传统形而上学仍然纠缠在一起，因此其辩证法思想具有重大的不彻底性。由于这些原因，这两种辩证法对“存在”的理解，虽然表现出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十分重要的思想锋芒，但也包含着巨大的思想矛盾。“生存论辩证法”是以马克思为创始人的现代哲学所创立的辩证法的现代形态，它立足于现代哲学视域，克服以往辩证法理论的不彻底性，对“存在”问题作出了全新的解决，使辩证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辩证法的这三种形态的依次演进过程，是辩证法不断地对其所蕴含的理论前提进行自我批判，并通过这种自我批判推动对“存在”问题的辩证理解不断深化、不断趋向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辩证法不断自我否定，更换形态，实现自我跃迁的过程。
下面，我们将对辩证法的这三种形态分别进行考察。这种考察的目的不是“历史”性的，而是“问题”性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种考察，更深入地揭示辩证法与“存在”这一根本问题之间的深层勾连，从而为凸显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生存论根基提供充分的理论线索和理论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