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与此相关，“资本逻辑”的统治，还体现在它是吞噬一切的“同一性”和“总体化”的力量。一方面，它使资本的关系成为统治现实生活唯一的、绝对的关系，把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丰富内容，都还原和蒸馏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82]另一方面，它具有操控一切，使一切发生扭曲和颠倒的魔力，“他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83]。它如同传说中的巫师，把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了它们的对立物，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卑贱的变成尊贵的，懦夫变成勇士。
最后，“资本逻辑”的统治，还体现在它是一种试图永远维护其统治地位、使现存状态永恒化的“非历史性”的保守力量。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4]因此，资本的逻辑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逻辑。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必然把由资本逻辑所控制的社会状态宣告为完美的“千年王国”，这一“千年王国”代表着理性的实现，因而也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对此，马克思这样总结道：“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85]
不难发现，资本逻辑的统治原则及其后果，与我们前述形而上学思维范式所遵循的理论原则与特质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同构性。“绝对主义”“总体主义”与“非历史主义”，既是“资本逻辑”的统治所遵循的原则，也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形而上学所具有的那些特性和原则，根植于现实生活中“资本逻辑”的特性和原则。
这种同构关系意味着，形而上学不仅是现实生活的一种症候，而且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样式，与现实生活中的抽象的社会力量存在着一种相互勾连、相互支撑和相互强化的共谋关系。正是这种共谋关系，维持着“现存”社会状态的“永恒性”和“绝对性”。
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与宗教、法等一样，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第一，对“他者”的强制性和控制性，它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强制控制的“座架”，具有“同化”和“消平”一切特殊性和异质性因素的统治意向和本性；第二，对真实存在的掩蔽和扭曲性质，要把某种原则宣布为“绝对的原则”，并宣称它具有“永恒在场”的“真理”性质，因而对现实采取一种无批判的肯定态度并拒绝一切“非在场”的向度。对于这两个特征，马克思曾做出这样的概括：第一，它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第二，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86]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意味着一种“权力话语”，其深层意念是要把特殊利益宣称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并从此出发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这里的所谓“统治”，所包含的是这样一层含义：“当既定权力关系是‘系统地不对称’时，那就是说，当特定代理人或代理人团体被长期赋予其他代理人团体被排除的以及很大程度上得不到的权力（不论这种排除的基础何在）时，我们就谈到‘统治’。”[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