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是以一种直观的、非反思的方式表达出“存在”的对立、矛盾、否定、转化等辩证性质，但是，这些古代哲学家所提出的这种关于“存在”的新的观念的确超出了“知性逻辑”的范围，超出了“以不变应万变”的，追求绝对本原、最高本体的“根的神话”，因而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具有革命性的，并表现出了与当时以“根的神话”为主旨的哲学主流有着重大区别的意识和气象。正因如此，对于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辩证法思想，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位被马克思给予过高度评价的，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也经常表示疑惑和反对。在《形而上学》里，他说道：“传闻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情可以为是亦可以为非是’，这是任何人都不能置信的。”[17]他认为赫氏的观点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即“同一律”，因而犯了“矛盾两可”的错误。在他看来：“任何事物不可能在同时既是又非是”[18]，“假如对于同一个主题，在同一个时间内所有相反说明都是对的，显然，一切事物必将混一”[19]。因此，“谁要说‘是一个人’恰无异于‘不是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20]。很显然，亚里士多德完全是站在知性的形式逻辑的立场对赫拉克利特展开批判的。从知性的形式逻辑的立场来看，辩证法必然是荒谬和不可理喻的。然而，恰恰在这种“荒谬”和“不可理喻”之处，正体现出了辩证法对于“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方式的超越和否定，体现出了古代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可贵之处。
但是，直观的、朴素形态的辩证法也正因为其直观性和朴素性而蕴含着重大的理论局限。古代思想家们凭借其积极的理论直觉，描述了“矛盾性”“对立性”“否定性”与“转化性”对于解释存在者之“存在”所具有的重大作用。但是，当他们采取这种思想方式说明存在者之“存在”时，由于其直观性和朴素性，他们始终缺乏对这样一个前提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即所谓存在者之“存在”，总是相对于人，总是处于与人的关系之中的“存在”，需要人这一与“存在”有着“亲密关联”的特殊存在者才能得以澄明。脱离开人，以及与人的关系，存在者之存在就将处于晦暗之中而难以得到自觉的领会。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直观的、朴素形态的辩证法一旦面对聪明的、反思能力较强的诘难和质疑，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其力不从心之处。当爱利亚学派的芝诺提出有名的“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龟”“运动场假说”等悖论时，当高尔吉亚等人从对概念的分析中，指出“一件东西存在而同时又不存在，乃是矛盾的”时，直观、朴素的辩证法就难以作出强有力的回应。这是因为，这些悖论以一种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存在者的“存在”总是处于与人的关系之中，需要人们运用概念才能把握。因此，直观地承认事物的运动和变易是一回事，而用概念的方式自觉地把握和表达事物的运动和变易则是另一回事。究竟如何用概念的方式来把握和表达事物的运动和变易，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这一新问题完全超越了直观、素朴形态的辩证法的固有视域。面对这一挑战，直观的、素朴的辩证法陷入了困境。
具体来说，“芝诺悖论”实质上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暗含了这样一个课题：人必须通过概念的方式才能把握事物的存在和运动，而概念属于人主观的知性形式，并且总是内在地具有“凝固性”“现成性”“隔离性”等性质。那么，这种具有“凝固”“现成”“隔离”本性的概念如何去把握具有“运动”“转化”“非现成”本性的事物的存在呢？就概念的本性来说，“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末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维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21]。但与此不同，事物的“存在”总是处于矛盾、变易和发展之中。那么，这两个有着不同本性的系列究竟如何才能达成一致呢？
古代哲学对于这一涉及“思维与存在”矛盾关系的、只有到了近代哲学才明确提出来的课题，显然是根本无力面对和解决的。“芝诺悖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显示了这一问题的难度，它向人们表明：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承认世界存在的矛盾、运动和变易性，与用概念的方式来表述这一矛盾、运动和变易是两件并不相同的事情，后者比前者要困难得多。“芝诺悖论”的所谓“悖论”，在实质上就是“概念”的悖论和矛盾。这种概念的悖论和矛盾，完全超越于直观的、朴素形态的辩证法的思想视野之外，也是完全超越于它的解决能力之外的。
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所无力解决的难题，成了反思的、概念形态的辩证法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