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阿尔的语言的语用和对话理论，开创了法国将言语和语言置于个体的和社会的心理学中研究的传统。在他的启示下，包括鲍汗（）、柏格森（）和本维尼斯特（）等在内的法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将心理的、社会的、功能的因素引入对语言本质和言语行为的分析中，改变了以往对意义和思想间关系的关注，而转向对意义和行为间关系的研究。正像后来的维特根斯坦那样，“‘语言的目的是去表达思想’——因此可以说每一个语句的目的就是要表达一个思想。那么，例如‘下雨了’这个语句表达的是什么思想？”[36]事实上，重要的不是通过语句来表达思想，而是由此引起听者的行为趋向。因此，语言具有双重本质，它是思想表征的工具和行为的工具，一个句子的言说不仅具有一种符号功能，而且具有一种社会的或实践的功能。
另一方面，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也为这一时期对语言功能的认识提供了启示。柏格森的二元论哲学把世界分为生命（或意识）和物质。他把进化解释为生命冲动的持续运行，是寻求把自身强加于反对它的物质之上的单一的原初冲动。我们通过理智来考察物质，但是通过直觉来考察这种生命力和作为不可分割之流的时间实在的。基于这种认识，在语言本质问题上，柏格森也主张语言的二元论，认为语言具有感情的和理智的功能。在他看来，语言首要地被视为一种人类约定，我们语言的每一个词可以都是约定的，语言对于人类来讲，就跟行走一样是自然的。现在，语言的首要功能，就是在合作中建立交流。语言传达命令和警告，规定和描述话语，在其中，不仅有即刻行为，而且指出了事物或它的某一属性，在心理中有一个未来行为。但在任一情况中，语言具有工业的、商业的、军事的和社会的特征。这个观点渗入了鲍汗等对语言功能的研究中，使当时一种作为自然的和创造的浪漫语言观点取代了启蒙的理性观点。
由此，鲍汗在语言上的两个主要功能，即作为符号系统和行为工具之外，增加了第三个功能，即启示功能。鲍汗指出，语言的每一个功能在社会中都有一个特定的作用。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为言语共同体建立了一种统一的精神世界，它为所有相同的实在符号化并建构了思想。作为行为手段，它能够创造新的实在，修改讲话者和听者以及他们所谈论的世界间的关系，其言说预设了社会的差异。最后，在它的启示功能中，语言创造了新的思想，符号不再替代真实对象，而是去发明和创造新的观念、未知的影像，以及去经验新奇的影像。我们能够通过语言创造可能世界和虚构世界。这就是所谓语言的诗的功能。
这些对语言功能的新洞察导致鲍汗给予意义一个新的定义。依照语言的这种双重本质，他在系统的、形式的、社会的意义和语用的、个体的、语境的意义之间作了区别。鲍汗的意义理论可概述为：“一个词的含义就是它在我们的意识中产生的所有心理事件的总和。它是一种动态的、流动的复杂整体，具有许多不同的稳定性领域。意义是这些含义领域中的唯一一个最稳定和精确的领域。一个词从它出现的语境中获得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中，它改变这种含义。但在含义的整个变化过程中，意义保持着稳定。”[37]在鲍汗的思想中，由此就可以发现与词的意义的语境方法相联的对句子意义的功能的或语用的方法。词的意义就不只是一种精神表征，语言也不只是思想的表达，不只是一种去交流我们灵魂事态的工具语言，而是在我们意想的方式中，成为一种去使其他人思考、感觉或行为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中，词不仅成为一种符号，更是心理的和社会的行为间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