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士的符号学和实用主义很大程度上是认识论的和逻辑的，而杜威则使它用于实践上。在杜威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行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整体的行为概念。在他看来，一些理论对行为的整个单元的特殊刺激做出了特定的反应，所有其他行为都是由这些单元构成的。因此，行为是在有机体和意识内部进行的，具有有意识的、感情的和理智的特性。但对杜威来讲，行为的原初单元是整个有机体被涉及的行为，并且反应的机制存在于行为的整体发展中。按此观点，环境并不是行为存在的地方，而是行为的一个真正部分和有益条件。因此，实用主义首先并不是与抽象的玄思相关，而是与对科学方法、教育、法律以及社会道德等的具体问题的反思相关。心灵不再被视为是静止的，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它通过人类行为发展并改变了世界，这种行为在检验假说、信念、思想和在改进它们中作为工具而存在。
像杜威一样，米德（）的实用主义关心的是“心灵和自我如何能从社会互动中突现出来？”的问题。米德把语言不仅仅视为思想的表达或事物的表征，而且基本地视为社会互动的一种重要类型。他写道：“我们不仅从表达内在意义的立场上，而且通过发生于群体的合作大语境中的信号和手势来探讨语言。意义就在这一过程中出现。”[47]所以，米德认为，“人们是通过使用意义符号进行社会交往的，也正是在使用意义符号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人们才产生了心灵、自我”[48]。意义符号的形式最先表现为姿势和对姿势的反应，经过长期演化，最后固定为语言符号，就是说，对于语言的来源和使用基本的东西是有机体发出的形体姿势，如手势或形体语言。动物间和人类间的交流的渊源是：某一个体的形体姿势促进了另一个体的相应反应，此反应由此发出另一个形体姿势以及他们间的反应。
意义由此就不是与词相联结的观念或表征，意义出现于我们对他人发出的信号效果的意识。这是一种意义的实用的和行为的理论。对自己的形体姿态有了意识，意味着个体开始对他们自己的形体姿态有了反应，就像他人对该姿态的反应一样。由此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行为的意义。同时，从一种刺激反应的部分到有指向目的的有意义行为，形体姿态由此就改变了自身的地位。人类能意向地使用它，使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个体行为也成为社会行为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意义是主体间际地被建构的，符号和人类社会秩序由此就是相互依赖的，因为意义既组织经验，且依赖于社会过程。这样，意义不仅密切地与行为和互动相关，而且也与对话整体相关，即该符号被埋藏于其中的整个社会和文化的语境。
另一位美国行为主义者德·莱格纳（DeLaguna）也强调讲话行为的社会功能。她把语言理论与实用主义哲学联结起来，对语言的社会功能进行了研究。她首先指出语言的三个基本的事实：其一，语言不能被归纳为“观念的表达式”。讲话的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就像买和卖一样。它在社会中施行一种社会功能；其二，思想并不能先于会话，相反，会话是思想的先决条件；其三，语言的来源并不在于去交流观念的愿望。[49]因此，语言是一种表达或交流观念的手段是无益的和无结果的。但为何观念应当被交流？在她看来，不是去表达思想，而应当是影响行为。因为言语是最大的媒介，通过它人类的合作才得以发生。人类的各种不同的活动，通过合作而联系起来，以达到共同的和相互的目标。人类并不仅仅通过讲话来缓解感情和表达他们的观点，而是在他人那里唤起一种反应和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