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语言游戏是直接针对逻辑原子论思想提出的，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另一种治疗哲学病的途径。理想的形式语言的计划希望用逻辑来纯化自然语言，去除其多义性和不定性，使之成为描述世界的精确图像，但这样一来，最致命的缺点就在于招致两个误解：语言的功能是否仅仅是描述世界？有无可能设计出一种能替代日常语言的精确的语言系统？[8]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指称和描述事物，它还可以有发布命令、提出问题等非陈述性用法。尽管日常语言确实具有模糊性和歧义性，但我们总是在特定的情景中来使用语言的，一旦进入了具体的语境，语言的意义也就可以确定了。所以，语言的各种用法已经融入了具体的生活形式中，成了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就像游戏一样，只有在具体进行中，它才有存在的意义，语词也是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具有意义。这正如维特根斯坦自己所讲的，“我也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作‘语言游戏’”，在此，使用“语言游戏”这个词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9]这样，哲学的目的就不是去建构语言与世界的逻辑形式了，而是要向人们展示如何正确地玩各种语言游戏。
其次，语言游戏具有整体的“家族相似性”。语言游戏主张理解一个语句必须置于语言活动的整体语用中，因而将语言分析为彼此独立的基本命题和真值函项，肯定是不合适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用“逻辑形式”来涵盖，不能用语言本质上的共同性来统一。但由于各种语言游戏都是语言的使用、活动，因而又像真实的游戏一样，具有许多相似的特性。维特根斯坦指出：“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我们看到，被我们称之为‘语句’‘语言’的东西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是一个由多少相互关联的结构所组成的家族。”[10]具体地讲，这些特性主要有[11]：①自主性。语言游戏是一种自主的活动，只有使用语言的恰当与否的问题，而不涉及语言活动之外的意义对象，使用语言的活动就构成了游戏本身；②无须证明。语言是不需要用其他的目的或标准加以证明的，语言规则并不来自外在的实在世界，而是任意的，其目的只是为了语言本身；③非推论性。语言源于使用的目的，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在语言的训练中才会具有语言的能力，所以语言不可能是推论的结果；④无须反思。语言游戏无须反思，因为对他人讲话的理解并不是通过由这些话所带来的内在过程进行的，语言游戏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活动；⑤多样性。语言游戏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复杂形式；⑥遵守规则。语言游戏的中心是，它们拥有规则，没有规则的话，语言符号就失去了意义，不同的规则还会使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⑦变易性。语言规则像其他游戏一样是易变的，没有必要坚持现有的规则；⑧无本质。无数的语言使用构成的语言游戏没有共同的本质，而只有家族的相似性。
第三，语言游戏就是人类的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使用语言游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明，语言并无神秘可言，它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已。语言使用的多样性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在这里，生活形式包括人类的期望、意向、意义、理解和感觉等，它们都是由于人们共同生活和使用语言才成为可能，特别是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2]，作为人类活动的语言游戏，构成了人类的生活形式，同时，生活形式也限制了语言游戏的社会特征。因为生活形式是特定时代、特定文化的人们所共有的行为方式，是语言共同体所不得不接受的已被给定的东西，这使得语言游戏只能是社会的、公众的和非私人的行为。可见，这里维特根斯坦使用“语言游戏”是要指出，人类的基本的和首要的活动就是语言活动，通过语言游戏，不仅可以揭示出语言使用的基本特征，而且可以进一步深入于社会生活形式中，将语言的使用置于整体的社会语境中。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视为一种游戏，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于语用层面，并不存在语言之外的意义实体，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使用，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价值。
尽管维特根斯坦本人并没有完全看到自己的哲学转向对后来哲学发展路向的巨大意义，而只是看作一种自身哲学反思发展的必然，但应当看到，维特根斯坦从以“逻辑”为核心的语言分析方法，转向以“语境”分析为核心的语用学，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影响了日常语言学派的诞生，更重要的是，这表明了一种哲学和语言观念上的根本变革。由此开始，语言不再是抽象的准数学运算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实践，它由松散结合的语言游戏聚集而成，语言游戏的全体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哲学也就不是用自然科学的方式构造体系的问题，哲学的目的在于为知性的各种疾病进行治疗。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语用学转向”的本质正在于，把语言、知识和科学置于人类生活实践的语境中来理解和认识，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一“语用学转向”潮流的肇始者正是维特根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