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命题5和命题6中，维特根斯坦论述了《逻辑哲学论》中最重要、最富有创造性的观点之一的“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理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由于命题是对应事实的图像，因而它必然在结构上与事实有着相同的对应关系，即事实有原子事实与复杂事实之分，命题也就有原子命题和复杂命题之别。他把这种对应原子事实的最小命题——原子命题称为基本命题。基本命题是独一无二的命题，没有其他任何命题可与之矛盾。在这里，维特根斯坦为了进一步揭示基本命题的特征，使用了“函项”概念。所谓函项就是指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某一变量的值由于另一个变量的值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数学等式y=f（x）中，y是x的函项，其中x是自变量，y的值根据x的值而变化。弗雷格和罗素首先把这种函项关系引入到逻辑中，并创立了以命题演算为基础的数理逻辑。因为在数理逻辑中，命题不是用于简单地描述对象如何，而是用于表达命题中所包含的函项之间的关系。所有的逻辑命题都应被看作是表达这种函项关系的表达式。维特根斯坦接受了他们的这一重要思想。在他看来，既然所有的命题都是关于事实的图像，是对事实中各种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都表达对象之间的函项关系，那么必定存在作为自变量的命题，其他命题的值都是由这些命题的值确定的，它们就是所谓的“基本命题”。再者，由于所有的命题都是由基本命题构成的，所以所有的命题也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即每一个命题的真值是由命题中所包含的各个基本命题函项的真值所决定的。
维特根斯坦首次将真值函项用于表示一个作为其他命题真值函项的基本命题的真值条件，从而表明基本命题的真假与其他命题的真假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还把这种真值函项关系用于说明日常语言中的命题，根据真值函项关系，把这些命题都还原为符合逻辑形式或逻辑句法的逻辑命题，而凡是不能实现这种还原的命题就被看作是无意义的命题予以抛弃。这就为他的划界之说埋下了伏笔。
4.划界之说
命题7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对凡是不可说的就保持沉默”，但却是《逻辑哲学论》全书的主旨和核心内容，也是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立脚点。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思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逻辑问题，而是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解决我们的语言如何能够表达和描述世界的问题。因为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使得整个哲学都充满了这种由于语言形式上的误导而造成的混淆。为此，有必要首先澄清语言，即把有意义的命题和无意义的命题区别开。维特根斯坦对命题1至命题6的分析和阐释，都是在试图通过建立符合逻辑句法的语言来令人满意地描述和表达思想。但当这些工作完成之后，维特根斯坦却发现，既然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我们只能通过命题的逻辑图像认识这个世界，那么表达基本命题的逻辑语言就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概念，因而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范围。但包括逻辑语言在内的任何语言都是有限度的，我们只能表达能够表达的东西，因此“我的语言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界限”。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划分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在他看来，可说的都可以用逻辑表达出来，可以通过研究逻辑来弄清楚。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在于试图说出不可说的东西，因此，维特根斯坦认为，避免这种错误的方法也就是要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
从语言分析方法的角度看，早期维特根斯坦建立的这种以逻辑学为根基的哲学世界观，事实上采用的是语形分析和语义分析手段。一方面，他把逻辑语句和数学语句作为分析命题，它们本身与经验事实无关，而只是一种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但它们的意义在于构成了世界的脚手架，形成了先天的基本语句，显示了语言和世界的形式的逻辑性质。可以说，这种语形学基础上的纯粹逻辑形式，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由于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事实的存在，并不在现实世界中，而是在逻辑的可能世界中，所以，如何把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结起来，或者说，如何通过逻辑上可能的世界达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这也正是他的语言图像论的主要思想。在他看来，经验事实或原子事实之所以能够进入人的思想中，是因为思想创造了逻辑图像，逻辑图像是现实的模型，对事实进行描述，并通过命题的形式表达出来，图像本身无意义，但命题却有真假，它与现实的符合与否正是它的真假所在，如果在现实中有对应的实在存在，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可证实性”是意义的标准。可见，维特根斯坦在此正是运用语义分析的手段进入了思想的表达领域，将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结在了一起。
但是这种基于语言逻辑的语形和语义分析所遭遇的困境，也正是导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转向的根本动因。因为构成维特根斯坦“逻辑原子主义”核心的，就是命题与所描述的实在之间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这个观念，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比如，如果语句都可以分析为彼此独立的基本命题的话，那么，两种颜色在视觉空间的同一点出现为何是逻辑上不可能的？“这是红的”与“这是绿的”两个语句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当表达“这是红的”时，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不是绿的”或其他，这就与“原子命题独立性”的观念截然不同了。另外，事实上，对意义的哲学追求不仅仅限于科学语言的范围，尚有很多包括诸如命令、问题、规则、隐喻及美学判断等常常被忽略的话题，这些命题很难用逻辑形式表达出来。这都促使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他最初确信不疑的逻辑理论。由此，建基于逻辑基础上的一系列观念，诸如命题图像论、语言与实在的同构论等都随着逻辑形式神话的破灭而彻底失败了。维特根斯坦认识到，这种失败是一种哲学基本观念上的失败，即把哲学看作对命题形式的逻辑的、语形的和语义的分析，并认为这种分析能够揭示世界的逻辑结构，但事实上，它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并不能像物理分析或化学分析一样带来新的知识，而一旦把这种逻辑分析视为哲学的主要任务的话，所导致的致命后果就在于完全误解了日常语言的使用，用“分析”的比喻简化了原本复杂的语言使用的多样性。所以，哲学的任务应该是对日常语言的语法规则（如何使用的问题）进行研究，考察词和句子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根据使用来确定它们的意义。同时，这也是由于语义分析基础上的意义证实论的不可能所导致的结论。因为既然命题的意义是无法完全证实的，我们就没有必要为证实它们的意义而费心，而应关心命题在日常语言中的不同的意义，正如他所言，“意义就在于使用”[6]。这一思想最终促成了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