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新的认识，试图把言语行为逻辑化和规则化。对于塞尔来说，言语行为理论是其语言哲学的核心理论。因此，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包括语词、语句等），而是言语行为，是在施行言语行为中所构造出或言说的符号、语词和语句。既然言语行为是人类交流的基本单位，那么必然受各种规则的制约。在塞尔看来，言语行为有两种规则，一是制约规则（regulativerules），它对现已存在的行为或活动实施制约作用，如交通规则；另一是构成规则（constitutiverules），它能够生成或创立新的行为形式并实施制约，如游戏规则。言语行为正是由一系列构成规则生成的并受其制约。为了找出构成规则的方法，塞尔提出“语力显示手段”（illocutionaryforceindicatingdevice）的概念。“语力显示手段”是指能够显示所说出的话语的语力的施事动词、语调、语气等语言手段。在塞尔看来，“语力显示手段”的构成规则包括：①命题内容规则（propositionalcontentrule），指在表达命题时也表述了将要施行的行为；②预定规则（preparatoryrule），讲话人和听者间具有共同的讲出并施行某种行为的意愿；③真诚规则（sincerityrule），讲话人真正想施行某种行为；④本质规则（essentialrule），讲话人承担起实施某种行为的义务。事实上，这些构成规则不仅是“语力显示手段”的使用规则，同时也是施事行为的构成规则，它们可以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施事行为上，使每一个言语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都是可表达的，并施行特定的行为。
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颇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就是赋予语言交流以意向性特征，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对理解讲话者表达的静态符号或语词，是因为讲话者在发出该符号或语词时具有特定的意向，希望将所含信息传达给听话人并使他获得理解，这也是言语行为具有语力的原因所在。
除了对言语行为进行系统研究之外，塞尔后来看到，言语行为理论存在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言语行为，都是一个言语对应一种行为，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交流模式。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是“一言做多行或一行得多言”，为此，塞尔提出“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speechacts）的概念，认为间接言语行为就是通过实施另一种施事行为的方式来间接地实施某一种施事行为，从而具体地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2.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的对话准则系统和对推出言说的非对话或对话含义的理性内在过程的坚持，为从新的思维角度研究语用学提供了基础。为了在信息的偶然传达和真正的交流间划出界线，格赖斯把“意义”分为两类，即“自然意义”（naturalmeaning）和“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meaning）。前者指如果不存在施事者从而也不涉及施事者的意图，话语的意义只是自然地被理解，那么，这类话语就只表达自然意义。关于非自然意义，格赖斯给出了它的如下特征：讲话者发出一个言说，具有非自然意义，当且仅当，①讲话者发出的言说，试图在听者那里引起某种效果；②听者理解了讲话者的意图并使该意图真正地实现。可见，在格赖斯看来，交流是由讲话者意图引发听者去思考或做某事所构成，它仅仅是通过使听者认识到讲话者是在努力去引起思考或行为，所以，交流过程中，讲话者的交流意向成了对话者之间的一种共有的知识，获得了交流意向的共有知识的话就意味着交流的成功。[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