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兰从科学诠释学维度进行了分析。由于涉及仪器（或设备）使用，这种主/客体之间的相互牵制作用，导致了主/客体划分界限的改变。他提出“具身”理论，即人们融入环境或“参与”世界的方式，来讨论人工物或技术的应用。他认为，人们通过仪器（或设备）观察某些现象，一旦这些仪器（或设备）成为主体的一部分，便形成主体知觉器官的延展。在这种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具身关系，即人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就包含在这种关系中，它融入了人们的身体经验中。现代科学的研究离不开科学家对具身的依赖，具身已经成为科学家存在的方式。埃杰接受了这种理论并举例说：就像宇航员一样，他们需要穿着特殊制作的航天服，这种独特的服饰可以帮助宇航员从容地在异己的环境中继续他的研究或活动，它已经成为宇航员身体的一部分，是肢体的一种拓展。航天服是人工技术的体现，它经受各种条件与环境下的测试、并根据使用者的反馈来提升。但是航天服的穿着与使用是一个学习过程，那么，自然科学是否是诠释学的则深入到学习过程本身是否属于科学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学习的过程与学习对象相关联，这里涉及主体/客体的划界问题。装备完毕的宇航员是属于主体还是属于客体模糊不清。于此我们联想到，当我们谈及科学的语言、实验的设备与仪器的操作时，是针对研究者本身还是整个研究过程呢？如果说航天服只是为了提供一种在外界环境下进行科研的条件的话，就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航天服本身已经“具身”到我们的科研过程中。比如说，登月航天服要适应月球引力、压力、辐射及月球温度变化，在整个科研过程中，航天服首先是作为客体进入研究过程的核心，一旦研制成功并装备到航天员身上形成一种具身关系时，便被当作主体的一部分或多或少地忽略掉了。[138]
埃杰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仪器（或设备）被当作主体的一部分，这样，主体被明显地扩大了。而只有产生争论或出现质疑的时候，这些仪器才作为认识客体而重新拾获被独立对待的权利。它被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同时，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内，作为一个实体被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e）成为新的研究对象。这样的结果就是模糊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使一些客体纳入到主体的工具范围之内，成为主体的一部分往往被人们忽略。
除此之外，实验中的众多仪器的读数是作为“中间数据”而存在的，例如温度计、记录指针、计时器等等人们常见的仪器，尽管它们在实验中都取得了对实验有意义的数据读数，但却因为“它们并不构成被最终使用在文章里的可见显示”[139]，而作为一个阶段性的辅助数据，失去了其作为客观事物的必然属性。
图7.1 科学实验研究中主客体的划分
所以，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分界并非一成不变，它在日常实验者的具体实践中会发生移动。仍旧以太阳中微子研究为例，埃杰把主体、客体的多元划分以图7.1[140]方式呈现：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划分已经被多元划分所取代。不同的观察设备进入到主体成为观察主体的一部分，形成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得到不同的观察结果。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改善了的设备不断地进行观察，拓展观察主体而不断得出新的结论。
关于“实验者的回归”观点，持科学诠释学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由于存在意义的理解，这种“回归”或“循环”必定存在，因为理论和实验是诠释世界最科学的方式，这种循环证明了前见所在。太阳中微子的整个研究过程被当作科学家与传统（理论）或是历史之间的对话。当理论与实验数据吻合的时候，旧的循环被打破，但是作为存在意义基础上的诠释学循环却仍在继续。当某个新假设出现且无法用原有理论论证的时候，会出现新的对话过程。直到科学家找到这种下一个突破点之前，这种由核物理到太阳模型再到中微子理论之间的循环必将一直存在下去。
埃杰把这种前科学与传统之间的互涉认作诠释学研究科学的重点。无论面对任何诘难，诠释学始终关注前理解问题。我们知道，在量子力学的表述方式中，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是完全等价的，它们只应用了经典力学中的哈密尔顿函数。狄拉克提出并由费曼建立了路径积分的第三种表述——它使用了经典力学的拉格朗日函数。在建立路径积分的过程中，费曼必须充分了解狄拉克关于量子力学中拉格朗日函数的思想，并设想其是正确的，通过从拉格朗日函数推导出薛定谔方程的办法，来佐证路径积分的方式适合对作用量原理的表述以及对量子力学的诠释。所以，“科学工作总是得益于前有、前见与前概念的把握”[141]。从科学诠释学角度来看，即“预设了关于初始检验条件的陈述，这种理论假设是不可以用来预测实验结果的。这些初始条件的确定反过来又依赖于受理论支持的类似规律的法则，这些法则的证据也同样取决于不断扩大的理论假设”[142]。虽然在对科学的描述上，社会建构论者使用与诠释学循环相平行的词汇，且他们的观点也对公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埃杰仍然主张，在中微子研究例子里，通过对社会建构论与现象学词汇并行比较，还是坚持使用诠释学词汇更适合一些，在自然科学描述中，它更具有前瞻性。[143]
概而言之，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是以科学教育中的诠释学分析为筑基、通过诠释学与社会建构论关于解释自然科学现象所使用不同方式的对比建立起来的。他告诫人们必须清楚地知晓社会建构论与科学诠释学之间根本性的差异，包括某些社会建构论观点对科学的误读给科学诠释学研究带来的困扰，同时也提醒人们必须注意到诠释学解读科学所存在的弱点，以及如何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相辅相成。埃杰致力于诠释学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研究，在二者关乎解释、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基础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贡献，以此视作自己毕生的事业。除此之外，博学、睿智的埃杰成功地将诠释学从人文社会研究触及到了自然科学研究，通过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哈贝马斯的诠释学观点中科学诠释学维度的思考，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诠释学哲学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与后经验主义——例如库恩等人关于科学的诠释学维度的观点——不谋而合，这种与后经验主义观点的融合，弱化了后经验主义者在理想化的客观真理上对科学诠释学的攻讦。由此，埃杰的科学诠释学观点开阔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视野，推进了诠释学向自然科学研究的进发，指明了诠释学的概念与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优于社会建构论及其他社会科学。当然，如他所言，对科学本身来说，任何探究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诠释学接近科学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科学与其传统间的交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