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社会建构论者过分强调实验本身是解决争议、达成共识的过程，实验结果是协商出的结果。那么，按照他们的说法：巴赫恰勒曾说服戴维斯加入到太阳中微子的研究是一种协商，这种协商是针对太阳中微子研究的实验结果的，而在戴维斯加入到实验研究中之后，听取他人建议研究中微子而进行的协商是针对实验过程的，科学实验的结果与复杂的实验过程是两码事，社会建构论将这两种性质的协商混为一谈。
其次，虽然“科学活动中存在着‘磋商’这种社会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知识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而可能是由科学家认识战略失误导致的”[132]。并且由于社会建构论者刻意强调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制约，使他们意识不到科学家长时间不间断的努力、探测与观察设备改进、新数据的获得等非社会因素对科学研究本身所形成的影响。
埃杰对社会建构论“协商”理论普适性的扩张持批判的态度，并认为在复杂实验中，协商的作用仅限于科学家之间的配合与协作，整个实验的操演——包括实作的程序与实验结果——则不能依靠社会建构主义的协商理论。虽然科学工作“始于与某种具体情境关联及对此情景的深刻理解”[133]。但协商理论把任何活动都与社会因素牵系在一起并冠以“社会”之名，则过分地强调了非科学因素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使人们把协商的结果当作唯一的、客观性的科学解释，使“真相变得模糊，把科学神秘化”[134]，成为人们认识和评价错综复杂的科学进程的绊脚石。
3.“实验者回归”与“诠释学循环”
让我们返回埃杰列举的太阳中微子研究的例子中。人们把中微子作为承载着信息的中介，所有的理解都是通过设备与对这些粒子的前期研究所得出的。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却发现，中微子有的时候是作为研究客体进入到研究过程。这样就陷入了一种循环：要想了解太阳核心必须通过中微子，但是要了解中微子，似乎必须要研究太阳核心——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太阳产生的中微子及解开中微子是否转化成为其他物质之谜。这就是处在主体的所有前理解与客体的回馈之间，并且可以影响主体前理解的循环，反之亦然。[135]
社会建构论将此过程描述为“实验者的回归”。在其《改变秩序》一书中，柯林斯通过对韦伯引力波探测的实验的思考，提出“实验者的回归”（theexperimenter’sregress）概念，即“一个原始实验是否成立取决于实验结果r 是否为真，r是否为真需要通过重复实验的检验者用适当的仪器来加以检验，而检验者的能力和仪器的适当性需要用其实验结果r′是否为真来衡量，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这个检验的测量结果是否是真的，r′是否为真取决于r是否被相信为真……如此无限回归循环”[136]。正如柯林斯在跟踪引力波实验时所发现的那样：科学家要探测引力波，首先要知道引力波是否存在；要知道引力波是否存在，就要知道实验操作是否得当；要知道实验操作是否得当，就得看实验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结果；然而，结果是否正确又要取决于引力波是否存在。[137]
夏平（）在《利维坦与空气泵》中对实验者重复实验实作的分析再度诠释了实验者的回归。中微子研究过程按照这种方式可以表述为实验客体与仪器设备之间的互存关系。即为了获得实验的正确数据，我们必须适当地使用仪器、操作得当；为了检验是否正确使用仪器并操作得当，就需要根据实验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数据。那么，那些持传统科学观的人主张用可重复性实验来确定科学知识的观点，就得不到有效的结果。无论是柯林斯还是夏平都认为，只有依靠社会协商机制等非科学因素进入到整个过程中，才会打破这种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