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构论在推进知识的社会性研究的过程中，否定了自然界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影响，特别是强调人工环境和非自然因素在知识生产中的绝对作用。认为知识的建构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是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129]社会建构论者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作为先声：在库恩看来，社会共识（consensus）决定了“自然”而不是自然决定了科学共识。[130]据此，社会建构论者提出了“协商”（negotiation）理论。
“协商”（又称协定、磋商）原指人们为达成一致而进行的正式谈判。通常被认为是指不同团体为获得经济或政治利益的目的而达成的一致。协商在社会建构论者那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将所有活动都与社会兴趣关联起来，这样的结果就是同化了不同种类的活动，并将其全部冠以“社会的”标签。社会建构论的代表柯林斯（）所强调的协商的受益者，包括了科学家群体及广泛的社会集团。他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构造，科学争论的‘逻辑’才能得到支持。几乎没有科学家真正深入观察过争论过程中的其他观点——都是协定”[131] 。
社会建构论者引以为荣的成功协商的范例之一是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一书中提出的：20世纪初期，美国海军建造吨位更大、作战能力更强的战舰却时常在海上迷路。原因是传统的磁性罗盘由于处在四周都是钢铁的环境里而失去指南效果。斯佩里（）建议海军放弃磁性罗盘而改用陀螺罗盘。他在美国海军的资金资助下，成功地改进了陀螺罗盘并应用于海军战舰。美国海军重新获得了海上霸权的能力，斯佩里的陀螺罗盘也成为轮船与飞机的重要仪器之一。
此外，社会建构论者认为任何科学研究中都存在着协商，即便在数学与逻辑中也不例外。大卫·布鲁尔（）1976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意向》一书便对数学与逻辑学中的协商做了论述。当一般性概括出现与随后出现的一反例冲突的时候，就必须经过协商重新定义或者对其加以限制条件。例如，拓扑学的多面体欧拉公式：P是一个多面体，V是多面体的顶点个数，F是多面体的面数，E是多面体的棱数，X（P）是多面体的欧拉示性数，则满足V+F-E=X（P），当且仅当在简单多面体中，X（P）为2，如果多面体同胚于一个接有h个环柄的球面，那么X（P）=2-2h。欧拉示性数是拓扑不变量，多面体的定义就是在这样的协商中完成的。这种协商局限于对多面体欧拉公式使用的恰当性的争论，通过协商过程完善欧拉多面体公式的适用条件。
“协商”理论在英美国家获得的广泛认可已经不言而喻，而埃杰真正关注的是“协商”理论如何应对科学工作中的分歧、处理理论之间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在科学诠释学中对类似的情况如何做出阐释。与社会建构主义所使用的“协商”一词不同，在上述多面体定义的例子中，科学诠释学用“对话”来替代“协商”，用以阐明前理解的存在及数学家与传统的遭遇及数学家们之间相互的交流。
除此之外，在太阳中微子研究的过程中，社会建构主义的协商也显露出其弱点。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就开始测量抵达地球的中微子，然而有关结果仅为根据太阳活动理论算出的几分之一，探测结果与理论不符意味着当前的太阳活动理论或中微子理论至少有一个存在问题。那么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协商理论，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避免，只要通过协商来协调、平衡结果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但事实远不止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