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观点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玛丽·海西（MaryHesse）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对照定义，在双重诠释争论的基础上阐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解释”（interpretation）的不同阶段，并从科学教育的角度，将传统诠释学研究对象的自然之书演变为自然之书与科学之书两种域面；二是通过对当代介入科学理解的两种重要思潮——诠释学和建构论的比较，指出两者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相互借鉴并朝向共同的方向发展，但建构论混淆了实验室生产过程与实验操作经验，诠释学的概念与理论则在运用于理解科学研究中要更为优越。
1.科学研究中的解释阶段
海西在1980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和重建》中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了比照，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如同人类学家试着理解远古时代文化中的人类行为并做出解释，物理学家则尝试着理解众多自然现象并做出解释。解释作为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对待解释的问题上，吉登斯（）与哈贝马斯曾有过双重解释的争论。尽管两人观点存有分歧，但却都并不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因素。
吉登斯认为“就像存在于其他意义结构类型中的冲突一样，在科学中，范例的调解或理论规划的广泛不一致都是诠释学的对象。但社会学不像自然科学，它所处理的是一个前解释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意义的创造和再生产都是力图分析人类社会的冲突。这正是社会科学存在着多重解释的原因”[123]。因为早在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就已出现了理解问题。
哈贝马斯则认为，尽管依靠范式对数据进行理论描述需要第一阶段（stage1）的解释，但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解释首先与观察者所直接使用的语言相关。这种前理论知识不是作为客体而直接使用的。所以，社会科学中解释行为的初级阶段是必要的。对于所有科学来讲，都存在一个依赖语言学习的解释的初级阶段（stage0）。社会科学的观察者也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客观得到的语言。
埃杰没有否认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他反思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关于双重诠释的观点及之间的分歧，并列出了科学诠释学中三个阶段的解释：
（1）初级阶段（stage0）：阅读“自然之书”与履行日常科学实践的数据获得初级阶段。
（2）第一阶段（stage1）：是解释数据、构建吻合数据的理论构建阶段。
（3）第二阶段（stage2）：以他种方式解释高阶理论。
首先，埃杰认为，人类学家对待传统时，他们对先前世界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他们在进入到场景的同时，就会找到前解释的世界和语言。在自然科学中，如果某人想参与到一项前沿科学或特殊学科的研究中去，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充分了解该项学科的常用术语及专业性概念，包括掌握其科学模型与研究成果。在进入任何一个新领域时，任何人都归入到初学者的行列。每当面对新的研究领域时，科学家经常发现没有自己更专业的说明性语言，研究现象的出现也必须依靠语言来解说，从而达到对该现象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