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近年来建立稳固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已渐成共识。如克里斯（）所言：“最受人关注的是利科，他一直坚持‘诠释学是一种哲学而非方法’的主张，少数受欧洲大陆思想影响的哲学家们（希兰、伊德、基西尔、科克尔曼斯）等人具有科学与现象学—诠释学的双重背景，……科学哲学家劳斯也在有效地利用诠释学的理论。”[117]其中，希兰认为，科学的工作是处于诠释学覆盖之下的，有其自己的历史与界域，而不可以通过单一的理论来认知与解释。并且，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是关乎真实“生活世界”的，而不是由单一的理论与系统构成的。科学始终是在科学家们的“生活世界”中，理论的实证性需要在大陆哲学的传统中被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他通过提出“视阈实在论”，扩展了波普尔“观察渗透理论”的视界，认为科学家们有特有的科学共同体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中的现象是通过实验观测“理论实体”而形成的，所以，观测对象及其测量数据具有实践荷载的解释职能与理论荷载的数据职能。特别是在诠释科学文本时，要注意科学文本的语境、史境或有关情境，从而避免主观意识的负面影响。[118]他认为，初始的问题是在生活世界前理论时期作为一种经验而出现的，人们试着对其做出进一步的理解。首先是找出一种合适的假说/理论，然后这种假说/理论在实验室中被转换成新的问题，新问题是基于理论荷载的技术上的。新技术又产生了基于后理论的不同于初始问题的新的实验。之后这种结果便被用于解决初始问题的回答上。这种循环发生变化，不仅受研究者局部生活世界环境和加入的新技术的影响，也受科学共同体成员、科学术语、表述方式与媒体的影响。这些步骤构成了一系列时间顺序的人类活动，没有人可以预测成功，而只可以以叙事的方式描述，这种方式从属于科学的历史。这种叙事的方式也只限于一种局部诠释学的影响下。[119]
另外，文本概念也是科学诠释学的重要概念之一，诠释学真正的发展，就体现在它对文本的理解、解释与应用上。阿斯特（）将解释文字流传物的意义与理解文字所包含的古代精神融合，强调了理解与解释是原来作品基础上的创生物。自从阿斯特抛出了普遍诠释学思想之锚之后，施莱尔马赫的重构思想和狄尔泰精神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的建立，使诠释学的文本主要局限于精神外化的文学文本。继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之后，把文本作为诠释学的中心问题，实现了诠释学向方法论的回归。贝蒂则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化了，“从迅速流逝的讲话到固定的文献和无言的遗迹，从文字到密码数字和艺术的象征，从发音清晰的语言到造型的或音乐的表象，从说明、解释到主动的行为，从面部表情到举止方式和性格类型，以及我们所建造的房屋、花园、桥梁、工具等，都可以说是精神的客观化物”[120]。由于科学哲学与诠释学思想的交汇，诠释学的文本转化为科学文本，科学文本已具有广泛的意义，成为整个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客观物质及其意义问题。伊德将科学诠释学的文本做出了新的梳理，将诠释的文本扩展为非文字性的流传物，认为“传统诠释学观点不是简单的区分自然科学与人类科学，而是实证主义诠释学（H/P）二元复合体”[121]。诠释的对象也并非单一的文字性文本以及对其作者语境的重现，而扩展为广袤的物质世界。他通过“反对哲学史”观点来拓展“物质化”的诠释学，将诠释的文本扩大化了，文本从诠释学发展之初的简单文本转化到非文字文本上。
综上所述，科学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体现在科学的整体化之上，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出现了一定的融合。正如利科所说：“我们既不生存于封闭的视界之中，也不生存于唯一的视界之中，无论这个世界具有可观察——经验的特征，还是具有辩证——思辨的特征。”[122]学科之间的交融与新学科、复杂性学科的出现，单独地依靠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显然不能满足人类对其认识的需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诠释学的方法是并行不悖的，完全可以作为认识论的扩充而进入现代文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