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科学真理的获得既不是逻辑上前后相关的系统，也不是作为因果关系线性发展的成果，而是物质与认识的实践相结合。科学实践也表现为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科学理性的分析只有从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转向一种实践结构，才能在协调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基础上，获得知识的进步与飞跃。[112]无论自然科学方法论获得多么大的成功，统一科学的思想仍旧不能覆盖整个科学，例如复杂的生物学概念无论如何不能够还原至物理主义所提供的描述上，而诠释学强调自我理解的必要性刚好可以提供一种更好的理解域面。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与历史现象，在科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角度做诠释学的分析、关于知觉本身的诠释学特质的研究、人脑作为诠释学“工具”的研究及科学诠释学本体论角度的争论等对科学进行诠释学的阐述仍旧留有很大发展空间。科学诠释学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等多重分析角度下对科学主义绝对真理的批驳，从而把科学认识置于人类活动的基础之上，以此来“努力恢复至今被忽略了的科学哲学的‘规范’功能”[113]。
2.作为科学方法论的科学诠释学
现代科学被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均要将其置于当代社会背景之下来考虑其发展模式。普里戈金（）指出要想真正解决近现代科学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必须从新的角度来研究。为此，他认为自然界是复杂的，要求将科学的演化放入一定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应当把动力学与热力学、物理学与生物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西方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新的联盟，形成新的科学观与自然观”[114]。所以，科学自始至终具有多重因素影响，科学只有拓展到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中才具有它本身的意义揭示，“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包括科学中的‘理论实体’都有多重价值的意义。科学的‘理论实体’是文化实体，科学观测依赖于实践，科学观测依赖于技术，这些都表明科学理论与文化、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15]。所以，科学诠释学主张诠释的方法是历史的、文化的、人类学、伦理学的，是一门多元化学科。
当科学诠释学作为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发展的同时，一些科学保守主义者试图割裂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在方法论上建立起来的统一，20世纪末著名的“索卡尔事件”正是实证论者或者是唯科学主义者对诠释学方法论普遍性所造成的误读。任何科学都离不开人作为认识与实践的主体，这种主体的限定势必产生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界定，而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索卡尔（）并没有意识到，诠释不是论证的手段，而是使后来者得到明晰解答的多元化的一种方法。在对科学理论的接受中，仅靠科学理论单纯罗列，通过理性的自明性认识达到对真理的掌握往往是不够的。诠释学是试图在广泛科学基础上对科学进行更好的解读，“解读必须成为我们一项严肃的工作，对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都是如此”[116]。
另外，自然科学从备受推崇的时代也跨越到了目前受全球化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影响，甚至科学从原始的模式屈膝于功利性的研究，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暂时解决问题的商业化、军事化，达到政治目的的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和便利的条件，同时也引起人们对科学的反思，人们开始对科学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为什么20世纪之后科学发展会出现这样的窘境？那么，无论自然科学家们如何避免，自然科学及科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科学亟待得到一个源自文化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功能性的规训。这种规训得以实现的角度，即从诠释学的角度审视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