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衰退与历史主义的兴起，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观点逐渐弥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人们开始注重理论与观察经验之间的关系。波普尔提出的科学活动中理论与观察经验之间的关系，也逐步转向科学的诠释学维度。他认为，科学活动中的观察并非中立，科学研究不仅是在观察和经验描述结果的意义上需要理论，理论指引与指导科学实验活动。科学理论是科学观察的基础，它不作为科学观察活动的结果而是解决问题的假设与猜想。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的诠释学维度，体现在科学理解与解释活动中主观性因素存在的合理性上，理解主体的主观性在科学理解和解释中存在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由于观察渗透理论，科学活动中主观性因素对科学活动的观察以及陈述势必造成双方面的影响。其一，科学观察对象的选定有主观性的制约；其二，观察陈述由于涉及语言的使用也会受到主观性因素的制约。[49]科学的客观性是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因此建立在它的社会层次的基础上。[50]
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产生兴趣，也逐渐产生关于自然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方法论的交流。利科所寻求的反思的哲学思想，引导着他试图在伽达默尔诠释学与英美的分析哲学之间做出连通。伯恩斯坦对库恩科学诠释学观点进行了推进。对库恩的激进思想，伯恩斯坦并没有直接站在批判者的阵营中，反而坦言“对《科学革命的结构》更公允、更宽宏地进行阅读，就会认识到他的意图从来不是去宣称科学探索是非理性的，而是要展现一种把科学探索作为理性活动的更开放、更灵活并以历史为定位来理解的方式”[51]。约瑟夫·劳斯（）也对两种科学严格划分进行了批判。欧洲大陆哲学与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对实证主义与新实证主义的批判态度，为诠释学在科学哲学中的运用指明了一种新的方向。
为了减少英美分析的科学哲学与欧洲科学之间的对立，科学诠释学的萌生是在尊重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去掉“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52]“从内容来看，诠释学和科学哲学都探讨了人的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从走向来看，它们都经历了研究重心从注重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向强化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转移的进程”[53]。
诠释学涉猎自然科学领域的滞后，对于伽达默尔最原初的目的来说，不得不算是一种遗憾。从某种程度来说，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思想涵盖了自然科学领域。秉承了海德格尔本体论转向的伽达默尔，关注的是先于主体性的理解行为。他在诠释学与科学哲学的交叉与冲突中，意识到理解是普遍性的，涉及人类世界一切方面，并在科学范围内有独立的有效性，不能将其归为某种特殊的科学方法。20世纪这种诠释学转向及其引发的诠释学方法论，扩展到了整个认识论领域，使诠释学方法脱离了狭隘的思辨域面，进入到广阔的与社会历史相关的新境界。不仅如此，诠释学在方法论上多元性的开拓，也“推进了整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之间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可能趋势”[54]。分析的科学哲学与诠释学之间逐渐沟通，并注重与现象学、结构主义等学派之间的借鉴与融合，削弱了学派之间的尖锐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