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演进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是当代的一个重要议题。柏格森“超越理智的”生命哲学观点反对把自然看作是静态的，而是一种“绵延”，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创造过程。[42]杜威对哲学中二元对立的改造，致力于“建立一种以人的生活、行动、实践为核心而贯通心物主客的新哲学。他提出的经验自然主义不把经验当作知识或主观对客观的反应，也不把经验当作独立的精神（意识）存在，而当作主体和对象即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43]。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转变为有利于反思科学研究活动中非客观性因素的功用、为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从沟通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视野上，对自然科学进行诠释学的解读，也为建立科学的诠释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诠释学最初涉猎自然科学是在历史主义对科学的反思中得到阐释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分析推进了科学活动中强调主观性思想的转变，强调历史因素等在哲学反思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启发了致力于朝向理解科学的多元化发展。该书批判了占主流思想的分析的科学哲学赋予科学理性重构的观点，恢复了科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了科学革命与范式理论，并阐明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冲击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僵化的分界。特别是，库恩对逻辑实证主义试图建立统一的科学的主张提出挑战，他明晰地讨论了理性在科学革命结构中的“无用”，否定了科学客观主义，并指出没有中性的理论选择规律系统。库恩把发现归为两类，一类发现是理论事先没有预见的，例如氧气与X射线的发现；另一类发现是理论预知其存在并预先进入人们研究渴望与预期结果的，如中微子与元素周期表空缺位置元素的填补。其实，“每一项科学发现过程的开始都有两种正常的必要因素存在”，一是发现反常问题的能力，库恩将其归结为个人的技巧与天赋；二是科学发现的外部因素，即实验者对仪器的选择使用与实验者本身对整个实验过程的思考必须达到一定水准，才“足以使它们（它们指科学发现过程中出现的反常问题）有可能出现，使它们作为与预先期望相背谬的结果而被认识到”[44]。库恩认为科学哲学并不一定能够为众多理论的选择制定一套规则，这使人们更加怀疑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的文化中去。[45]
而且，库恩首度承认历史主义学者使用了诠释学的方法。他从科学的实际历史出发描绘新的科学形象，“发展了不同于纯粹理性的实践理性，强调逻辑经验之外的社会历史、主体心理在评判理论合理性中的作用，强调科学工作者共同体的价值及主体间性的作用”[46]。其实，“即使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也不会具有超历史的妥善性和‘价值中立’的客观性，而是受历史和社会限制、由一定‘认识兴趣’引导的行为。且这种行为就是科学哲学新潮流所主张的把基础建立在特定时代科学家共同体的一致上”[47]。事实上，康德早就提出：为了避免在对科学研究的独断论和怀疑主义，必须超越方法论问题而现行对主体认识能力进行理性批判，以回答科学史怎样成为可能这个先于方法论的问题。[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