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做出的严格区分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然科学重在因果说明，社会科学则是意义理解，并且一直将社会科学看作是社会关系中涉及个体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完全可以通过类比拓展到社会科学中。传统认识论的缺憾在于所设置的真理图像模型把理论看作是其研究对象的真实图像。它把对象预设为康德所称的“自在之物”，完全独立于它是否被认知主体所认识。[36]另外，亨普尔的科学解释的D—N模型的三类标准反例的出现也凸显了D—N模型的纰漏。正是由于这种真理图像模型缺陷的错误，受到了主张恢复主体性因素的观点的批判。
第二，社会科学的境遇与狄尔泰的功勋
意大利人维柯（GiovanniBattistaVico）在18世纪就雄心勃勃地创建人类社会的科学，并要使这种科学可以做出与伽利略、牛顿等人在“自然世界”同样的成绩。[37]他创建“民族世界”的本意是用来区分与自然科学所不同的学问，这可算作是最早的社会科学的雏形。关于“社会科学”一词本身在历史上的用法有很多：最早法国人叫作“道德科学”，德文中一般用与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相对立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来表述，也叫作“历史科学”或“价值科学”，之后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将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称为“社会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38]伯恩斯坦（）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英美国家与德国关于社会科学的属性的不同理解，前者将科学严密地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humanities），后者把穆勒口中的“道德科学（moralscience）”的概念转译为精神科学。[39]
为了确保社会科学的独立性，狄尔泰毕生都专注于一项工作，即按照康德对纯粹理性的反思模式，建立一种历史理性的批判，想通过对历史认识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为一般的精神科学找寻认识论基础。[40]也就是说狄尔泰在施莱尔马赫普遍诠释学的基础上把诠释学确立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论，把精神科学塑造成严格的科学。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指出：“J.G.德罗伊森在他的《历史学》中概述了一种很有影响的历史科学方法论，它与康德哲学的任务相同；而自发展出适合历史学派哲学的狄尔泰开始，就意识到将历史理性的批判作为探寻的任务。由此，他的自我理解仍是一种认识论的理解。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他根据一种摆脱了自然科学过多影响的‘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来看待所谓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基础。”[41]伽达默尔肯定了狄尔泰在历史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所做的诠释学的工作，但是在他看来，正是狄尔泰为了急切地获取精神科学的“客观性”而使其成为与自然科学不分伯仲的科学，从而接受了笛卡尔“方法”与“客观知识”的观点，而这一点恰巧也是诠释学对笛卡尔式论证的批判。于是，关于狄尔泰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所做的显著的区分就存有质疑。特别是近些年来影响较为广泛的英美科学哲学对待科学的态度，明显带有方法上极端的形式主义，他们过分关注科学狭隘的思想方面，包括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方式，忽略了其实践的本质。而大陆哲学则过分偏重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所以，对科学的理解不能简单地将英美和欧洲大陆两种进路罗列起来对科学进行剖析，而要从科学的系统分析开始，弥合狄尔泰等人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进行的严格区分。
第三，科学哲学与诠释学的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