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世界的统一性根据，既不是费希特的纯粹主观性的自我，也不是谢林设计的抽象的“绝对同一性”，而是既具有实体性又具有主体性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具有变自身为对象而后直观其自身的内在本性，它在直观自身的过程中，可以实现自行分裂、自身超出，即不断二元化自己，在自身内部形成对立，而后又消解这种对立，走向自我回归，使对立面最终实现同一。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以“绝对精神”为灵魂的多样统一性的世界。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属人世界，都是绝对精神在逻辑上的产物，其区别仅表现为二者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此意义上，自然世界与属人世界都可以内在地统一于“绝对精神”这一客观理性世界中；同时，从这一理论出发，思维世界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对立也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因为在这里思想不仅是一种主观的存在，也是客观的存在，思想构成了一切存在样式的内核和灵魂，思维与存在通过精神的能动性就能实现对立面的统一。由此，黑格尔沟通了康德所分裂的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把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统一起来，同时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三者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统一。
就这样，在黑格尔这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基督教的上帝作为最高精神实体的神学思辨内容，向全面人类精神回归了。
在哲学史上，上帝的自然化与上帝的精神化这两条道路是彼此隔绝、互相脱离的，这是现代性哲学理论的局限。一方面，“上帝的精神化”完全脱离人的感性现实，就像在黑格尔那里，这种精神化的绝对理念完全脱离了人的自然生命和感性存在，被客观化为与自然感性生命完全无关的抽象的实体；而另一方面，“上帝的自然化”同样完全脱离了上帝精神化的内容和过程，就像在法国唯物主义那里，上帝被机械的自然物质实体所代替，由此人的生命中的创造性、能动性因素便被彻底遗忘了。因此，从上帝的“自然化”和“精神化”所演化出的人的生命是一个分裂的生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实质上正是对现代性哲学的这种缺失的一个凝练的概括，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与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的了。[4]
虽然如此，但通过上帝的自然化与精神化，现代性哲学这样一个基本趋势却是清晰可辨的：上帝的神圣形象被回归为此岸尘世世界的人的形象，尽管在法国唯物主义那里，人的形象被世俗化为无神论者的机器般的自然存在，而在德国唯心主义那里，这个形象又被等同于统治一切、无所不在的精神力量，二者在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理解上虽然各执一端，但在解除上帝的神圣形象，使之回归于人的此岸存在这点上，却有着相同的动机和结果。如果按照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来看，这一变迁的实质就在于“上帝的祛魅”，而“上帝的祛魅”的目的恰恰是要显示出“人的魅力”，把上帝的位置让位于人的存在，从而确立人在此岸世界的独立地位。
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一书中，曾通过“知识型”的分析，论证了所谓“人”不过是启蒙现代性的产物。在此之前的古典时期，“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随着古典时代的结束，才第一次真正出现，整个现代知识型才把一切都聚集到大写的“人”那里，并以这个大写的“人”为核心构筑着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主体形而上学”。福柯明确指出：“人只不过是新近的一个发明创造，一个还不到两个世纪的形象，是我们的知识中的一个新的折皱，一旦这种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他就又重新消失。”[5]暂且不对福柯所谓“人之消失”的观点进行评论，他指出，“人”是现代知识型的产物，即现代性理论话语的产物，的确深刻地把握住了“现代性”哲学话语的特质，即废黜上帝的权威，确立“人”作为“主体”的权威，以“人的形象”取代“上帝的形象”，以“人的崇拜”取代“神的崇拜”，从而实现“上帝的祛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