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节，我们以人的现实生命及其历史发展为参照系，分析了“现代性”哲学的双重的、悖论性的意义。这对于评价“后现代”哲学是同样适用的。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命及其历史发展，我们必须承认，与“现代性”哲学相比，“后现代”哲学在不少方面有着重大的理论进展。它以一种毫无顾忌的批判精神，深化了对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认识，打消了“现代性”哲学在人的自我理解上天真幼稚的幻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辩证思想，对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意义。
“后现代”哲学所表现出的辩证思想，在如下方面得到了典型的体现：
（1）通过对实体主义思维方式的拆解，回归人的生命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与古代哲学一样，都共同地遵循着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古代哲学所追求的是一种神圣化的彼岸实体，并通过这种彼岸实体表征着“大写的人”的形象；而现代性哲学则把“个人主体性”当成了绝对的实体，其本来动机是改变哲学的神圣化形态，实现上帝的人本化与现实化，并因此实现哲学的世俗化。但结果却是，在彼岸世界的神圣权威消失之后，又建立起一个此岸世界的神圣权威。绝对主义的实体本体论思维方式，构成二者共同的深层思维逻辑。
“后现代”哲学家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实体主义思维方式的拆解策略和替代方案。
针对实体本体论思维方式所具有的对绝对性、同一性、整体性的迷恋，“后现代”哲学话语强烈要求以一种差异性、零散性和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取而代之。“差异性”而非“同一性”构成了“后现代”哲学的中心概念。用李奥塔德的名言来表述，便是：“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个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14]德里达把追求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的传统哲学称为“压迫哲学”，认为它把人的生命纳入某个绝对的实体中，从而使个性、差异性完全成为整体性实体的工具。为此，他要实现“在场形而上学”的颠倒，彻底抛弃在场与非在场的二元对立，让在场和非在场相互“延异”、相互“替补”和互为“踪迹”，使本文的意义消失在“能指的海洋”中而成了“无底棋盘上的游戏”。德鲁兹更是明确地指出，现代性的总体性、主体性观念构成了对人的欲望的“殖民化”，从而导致了对人的生命自由的强烈压制，为此，他要求以差异性和增殖性概念来取代统一性、主体性等概念，以实现“欲望的解放”。他的名言是：“我们不再相信存在着原初的总体性，或者是在未来某一天里等待着我们的最后的总体性。”[15]如图尔敏、费耶阿本德、库恩等科学哲学家甚至认为，一向被称为最具有普遍性和同一性的科学，其实也并没有共同的合法性依据，“范式不可通约”，“科学家们是在不同的世界里进行工作”。普遍性、公共性和整体性的追求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剩下的只能是“什么都行”和不确定的、流动的语言游戏。
更进一步，“后现代”哲学家要求彻底驱逐“主体”在哲学中的中心位置，强调人不过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建构而成的“被动之物”，因而应以一种“无主体的哲学”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