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不彻底的“历史”概念最终使得解决近代哲学两难困境的努力功亏一篑，近代哲学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依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卢卡奇引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来说明这一点：“正像马克思在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所强调的那样，‘精神’和‘理念’的世界创造者的作用进入了概念神话的王国。看起来，世界创造者似乎创造了历史，必须再一次并且从黑格尔观点出发来说明这点。但是，这种表面的表现足以涣散古典哲学挣脱强加于形式的和理性主义（资产阶级的、物性化的）思想上的种种限制的全部努力，并且在思想上重建被这种物性化所摧毁了的人性。思想重新陷入了主体和客体的思辨的二元性之中。”[26]
卢卡奇认为，黑格尔所留下的理论不彻底性，只有到了马克思这里才真正得以克服。马克思奠定了真正的、成熟的“历史”概念，从而克服了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自由与必然等二律背反。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他发现了革命的“实践”概念，从而使历史观念得到了彻底贯彻。
卢卡奇指出：“实践的本质在于取消我们于自在之物问题上所发现的形式与内容的分离。”[27]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克服了近代哲学直观的、静思的思维方式，把历史运动理解为真正的“现实”，“在这种观点看来，历史运动是真正的现实，的确不是一个超验的过程，而在一切事件上都是一个比其由此产生的、僵硬的、物性化的经验世界更高的过程”[28]。在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历史过程之中，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形式与内容等两极对立的矛盾关系通过实践这一辩证中介实现了内在的消融。近代哲学所遗留下来的二律背反得到了真正的克服。
在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概念与事物、形式与内容的僵死性被消解了。从主体、思维、概念、形式、自由这一方面来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产物，因此，主体、思维、概念、形式、自由等都是形成历史的积极的内在环节。对此，卢卡奇说道：“如果我们可以把全部现实看作为历史（即看作为我们的历史，因为别的历史是没有的），那么实际上是自己提高到这样的一种立场，现实可以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29]历史是主体的产品和结果；从客体、自然、事物、内容的方面来说，它们也不再是在人之外、与人处于对峙状态的“自在之物”，而是内在于历史之中，构成历史过程的一个内在环节。“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只有历史的过程，才真正排除（实际的）客观对象的自主性，才真正排除具有自身产生的坚实内容的关于客观对象的概念”[30]。在历史中，“自然”“事实”失去了其自在的、独立的性质而消融在流动的历史之河中。这两方面的内在统一表明，“历史”在根本上就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与自然等矛盾关系“相互作用”的“同一”的过程。“思维与存在，……它们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同一个真正的历史的和辩证的过程的两个方面”[31]，“一方面，历史是人自己活动的（虽然是不自觉的）产物，另一方面，历史是这种活动所采取的形式以及人对自己（对自然、对他人）的关系被变革的过程的连续”[32]，“辩证法的前提就是：一切事物都被证明是诸过程的各个方面”[33]。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以历史为载体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或者说就是“作为历史方法”的辩证法。[34]
就这样，马克思这种以“历史”为载体和根基的辩证法真正克服了近代哲学所遗留的二律背反，实现了它们的辩证和解与统一。对此，卢卡奇这样说道：“只有历史的辩证法才能创造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不仅仅因为历史的辩证法使一切局限性相对化了，或更确切地说，因为历史辩证法把一切界限都置于一种流动状态中。这种情况也不正因为，一切构成绝对东西的对应部分的那些存在形式被分解为过程，并且被看作为历史的具体表现，这样一来，并不是更多地拒绝绝对的东西，而是赋予绝对的东西以具体的历史形态，并且把它看作为过程本身的一个环节。”[35]
以上便是卢卡奇跃进历史深处，通过对哲学发展史的内在剖析，对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深层理论动机及其真实载体和根基所做的一个理论清理。卢卡奇试图通过这种清理证明，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产生，是与解决近代哲学所遗留的理论困境，即与回应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自由与自然等二律背反这一重大理论挑战联系在一起的，而马克思哲学辩证法之所以能完成这一理论使命，关键在于它发现了“历史”这一真实的根基，马克思哲学辩证法与历史如同一个铜板不可分割的两面，结成一种不可分割的“体用”关系——如果说辩证法是“用”的话，那么，历史就构成支撑着辩证法的“体”，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历史辩证法”，历史在本质上是“辩证的历史”，二者的深层结合，使近代哲学所留下的一系列二律背反在“历史辩证法”或“辩证的历史”中失去其僵硬的对立，而实现了内在的和解与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