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自然与自由的分裂，充分说明了近代哲学所内蕴的深层困境。如何超越这些两难困境，是摆在哲学面前的一个必须予以解决的根本性课题。现代哲学为解决这一困境进行了种种尝试，对此，卢卡奇说道：“正是这个问题才使我们对现代哲学中的各种途径的分歧的理解成为可能，并且只有这个问题才使我们对现代哲学发展的主要阶段的理解也成为可能。”[21]如所谓实证主义的途径（以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等为代表），这一途径抛弃解决该问题的各种企图，拒绝一切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把对各个孤立的、高度专门化领域的认识作为哲学的目的，而不去试图获得对知识化的整个领域的统一的把握。再如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的途径，他们从逻辑上把事物的非理性确定为“最终”的事实，这些途径在实质上都回避了真实的问题，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在卢卡奇看来，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正是作为对此课题的积极的理论回应而产生的，它们在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正在于发现了超越近代哲学困境的有效途径，使哲学实现了革命性的跃迁。
要克服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形式与内容等的分裂，实现它们的内在统一，关键在于确立使它们克服分裂、实现统一的辩证中介和基础。只有黑格尔才真正在这一问题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发现了这一中介和基础，即“绝对精神”的“历史运动”，确立了“作为过程的历史概念”。自笛卡尔、康德以来的哲学困境，只有在黑格尔的“历史”学说中才得以解脱。现象与本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等二律背反“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克服它们的相互背离和由此产生的僵硬性，因为历史作为一个流动的过程扬弃了在这个过程中的各个因素的独立性，一切都要从总的历史过程来加以把握才有可能”[22]，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为这种可能性开辟了道路。
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既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辩证法，同时也是一种“历史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作为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自我”的统一，填平了在康德那里的形式和内容、现象和物自体之间的鸿沟。绝对精神既是内容，又是形式；既是思维，又是存在；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自由性，又是必然性。它是所有这些矛盾关系的统一。但是，绝对精神实现这些矛盾关系的统一并非像“手枪发射”一样一蹴而就，它“本身是经历过长远曲折的途程所达到的结果”[23]。“绝对精神”只有经过一个发展、演化和返回自身的辩证运动过程，才能实现上述这些矛盾的内在统一过程，即它必须经过一个真正的历史的过程，才能实现上述矛盾的内在统一。
然而，卢卡奇十分敏锐地看到，由于受制于传统理性主义的固有局限，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是不彻底的，因而其辩证法也是不彻底的。传统理性主义的立场使得黑格尔在处理理性与历史的关系时，必然坚持理性高于历史的立场。在他那里，不是“理性在历史中”，而是“历史在理性中”，“理性”创造和制约着“历史”而不是“历史”创造和制约着“理性”，在理性王国的笼罩下，“历史”终究要在某处终结。因此，“黑格尔哲学在这点被无情地抛入了神学的怀抱。由于黑格尔哲学已经不能发现历史当中的主—客体的同一性，所以它被迫超越了历史，而且它在这里建立了自我发现的理性的王国”[24]。其结果便是，由于“对于历史的这种不适当的和不彻底的态度，又使得历史本身失去了在黑格尔体系中恰恰是十分重要的那些本质”[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