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认为，近代哲学区别于以往哲学的一个根本点在于，它“拒绝把现世看作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形成的某些东西（或者例如由上帝创造的），而宁愿把它看作为认识主体的产物”[14]；整个近代哲学发展的中心线索埋藏于这样的思想中，即“认识对象之所以可以为我们认识，其理由是认识对象已经被我们所创造，创造对象的程度与认识对象的程度是一致的”[15]。于是，建构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并以这一理性化的理论体系塑造整个世界，把全部客观存在都纳入这一理性化的理论体系之中，便成为整个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最高理论目标。然而，在此过程中，近代哲学隐藏着巨大的内在冲突和矛盾：“理性主义的形式上体系上的统一性，是从其对下面现象的方面的倾向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理解力是可以把握这样的现象的方面，从而这个现象的方面服从于人类理解力的控制、测算和预示。……但是，在这样的体系里，人类存在的‘最终’问题仍然处于与人类的理解力不相称的状态。这种体系越是接近这些‘最终的’问题，这种体系的局部的、辅助性的性质和其无法把握‘本质’的能力就越是显著地暴露出来。”[16]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自然与人等，处于尖锐的分裂和冲突之中。
这种分裂和冲突在康德那里表现得最为鲜明和典型。康德一方面主张“人为自然界立法”，在认识过程中，在感性环节上，有时、空两种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它们像磁铁一样，统摄着杂多的感性材料，使其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在知性这一环节上，先天知性范畴具有普遍的必然的意义，它统摄整个现象界，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但另一方面又马上产生一个体系的问题，这是从其理性主义的方法论中产生的必然要求，“使理性主义普遍化的尝试必然产生对某种体系的需求”[17]，这种体系化的冲动要求全部的内容都从体系中推导出来。然而，在康德这里，这种要求是根本无法达到的，“人们一旦思考某种理性于其中的各种条件时，即人们一旦自觉地提出体系问题，很明白，这种需求是不可能实现的”[18]。这是因为，康德同时又认可了“自在之物”的存在。这种“自存之物”包含两个基本含义：“第一，是物质问题（在逻辑的、专门的意义上），是‘我们’赖以认识和能够赖以认识世界的那些形式的内容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创造了这个世界。第二，是整体的问题，是认识的最终的实质问题，是认识的那些‘最终的’对象问题，从各个局部系统圆满转变为一个整体，一个完全被理解的世界系统，就需要认识的‘最终’对象。”[19]对于这种“自存之物”，纯粹理性是不能加以综合和定义的，对于纯粹理性来说，它是“非理性”的。就这样，“体系化的原理同承认任何‘真实性’，同承认某种‘内容’是不可调和的，原则上是不能从形式的原理中推演出来这种内容的，因而也不得不只把这种内容看作为实际存在的东西”[20]。康德赋予体系以普遍功能的初衷遇到了“自在之物”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理性主义的体系化目标产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