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卡奇看来，要驳斥实证主义对辩证法的否定，要把辩证法从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扭曲中解救出来，辩证法就必须奠定在坚实的根基之上，这一坚实的根基不是别的，就是“社会历史”。卢卡奇明确指出，只有历史辩证法，没有自然辩证法，“非常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方法只限用于历史和社会领域。从恩格斯关于辩证法中所形成的误解主要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恩格斯受到黑格尔的错误引导，而把这种方法应用于自然界，而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要素，例如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的各个范畴的基础的现实历史变化，等等，并非来自于我们关于自然的认识”[11]。卢卡奇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了的无产阶级的科学观点造成了超过黑格尔的伟大进步，这在于它拒绝从反思的范畴中去寻求人类认识的某个‘永恒’阶段，在于它坚持认为这些范畴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思想和生活的必然的模制品，在于思想和生活的物性化。随之而来的是对历史本身辩证法的发现。因此，辩证法不是从外部输入历史，也不是根据历史来解释历史（这正像在黑格尔那里经常出现的那样），而是直接从历史中推导出来的，人们可以意识到这种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逻辑表现。”[12]
这表明在卢卡奇看来，之所以是“社会历史”而不是其他存在充当辩证法的真实根基的角色，是因为社会历史本身的存在和运动在“本性”上就是“辩证”的，或者说社会历史本身具有独特的“辩证本性”。这种“辩证本性”内在地要求一种与其本性相适应的方式予以把握，这种方式只能是辩证法。所以卢卡奇才强调：“如果抛弃或抹杀辩证法，人们就无法理解历史。这并不意味着，离开辩证法的帮助，就无法对特定的人和时代作出或多或少的说明。但是这不可能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13]奠基于社会历史之上，辩证法与其载体将一同被托出，一同得以规定——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历史的辩证法，社会历史在本性上就是辩证的，这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为了对此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卢卡奇跃进思想史深处，对整个近代哲学的内在逻辑和演化进程做了深层的追溯。在他看来，只有在“社会历史”这一理论根基上，使整个近代哲学陷入困境的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等二律背反和抽象对立，才实现了辩证的统一。因此，“社会历史”作为辩证法的理论基础，是思想史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
形式和内容、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的矛盾是困扰着整个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课题，这一矛盾不解决，哲学就无法往前迈进一步。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这一节中，卢卡奇集中分析了整个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深层困境，并鲜明地指出：只有在“社会历史”这一“本体”和“根基”之中，这些矛盾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
